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二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     

2000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与分布

文章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2000—2010年10年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的变化.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之1990—2000年有大幅度下降,但不同民族间差异明显,由此导致各民族人口规模变化较大,与2000年比较,人口在1000万以上规模的少数民族由2个增加到4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由20个下降为19个;人口增长率不仅在民族间差异大,而且不同性别间、不同年龄间和不同地区间都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各民族的老年人口增长率都很高.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3.36%提高到2010年的32.84%,但目前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总体水平还很低,且各民族、各地区差异明显.     

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

族际通婚数据属于典型的关系数据,可视为由各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联系形成的关系体系。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提供的一整套方法可作为族际通婚研究的方法工具,以便利地刻画通婚关系的结构特征。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尝试将该方法用于考察和分析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性特征。初步应用揭示,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大的全国族际通婚圈,同时存在少数民族间凝聚力明显有别的8个地方性子通婚圈,该结构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直观体现。可见,社会网络分析是揭示和认识族际通婚关系结构的可靠且有效方式,其中,社会网络的图形呈现、中心性测度和社群识别技术可为族际通婚关系的分析提供直观和详细的补充信息。     

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

尽管不同朝代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历经数次起伏,中国蒙古族、满族和汉族间通婚的限制反复恢复又废止,各族人民的接触交往却从未间断。研究发现,蒙古族、满族已婚人口中,族际通婚比例均超过40%,意味着族际通婚的普遍流行。在通婚模式上,以蒙古族-汉族、满族-汉族通婚为主,历史上曾持续约3个世纪的高度政治化的“满蒙联姻”已由民族间自由交往所取代。在性别差异上,蒙古族经历了由男性娶进居多到被女性嫁出比例反超的转变。在空间分布上,3个民族形成了以辽西走廊为核心的较为清晰的、广泛的东北—西南走向通婚链。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族际通婚主要表现为本地男性娶少数民族流动女性。要重视经济互动、居住聚散程度和人口迁移流动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分布的新态势——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解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资料，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分布的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在人口总量方面，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335.08万人，增长了11.92%,是同期全国大陆人口增幅(5.77%)的2.07倍，这个比值仅低于大量更改民族身份的1982—1990年。主要原因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少数民族登记人口低于真实值。2020年人口普查采用了身份证登记措施，加上国家开展精准脱贫工程的原因，使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当前逐步增长的各民族族际通婚率使得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出现了较高的增长。在人口分布方面，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快速增长，2020年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第二多的地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2010年全国有5个县级行政区划没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达到全部县级行政区划均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49个民族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比2010年有了显著提高，6个民族有所减少。研究构造了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指标，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省级人口...     

从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看我国的民族通婚

本文利用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对 18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通婚率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内容包括 :各民族粗通婚率的比较和标准化通婚率的比较以及各民族分性别、年龄通婚率。     

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

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姻”,1 如阶级地位大致相当、宗教与文化背景相似,以保证婚姻的稳定和群体内部的统一性。民族内婚规则即是同类婚姻的一个重要体现,地域、语言、宗教等因素构筑了一个民族的内婚壁垒。如果两个民族集团之间发生一定规模和相当比例的族际婚,一般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文化同化程度较高,民族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成员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所在群体与家庭对于族际通婚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当两个民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 0 %以上,他们…     

滇川藏毗连藏区流动人口族际关系调查与思考

滇藏川毗连藏区作为联系内地和西藏的重要通道区,历来是多民族流动人口的汇集区。近年来,随着藏区社会经济外向联系的不断增强,各民族人口流入滇藏川毗连藏区的数量和扩散地域不断扩大,流动人口与藏民之间的族际交往途径和族际关系都出现了新形貌和新动态。本文在深入该藏区调查摸底流动人口分布情形基础上,重点对族际认知态度、族际关系感知、族际通婚状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而较全面呈现了目前滇藏川毗连藏区中流动人口的族际关系形貌及其变化动态。     

近10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素质和职业构成的变化

近10多年来,我国各少数民族妇女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以及职业构成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改善,而且,有的民族的妇女在多项指标上已经赶上和超过了汉族。然而,还有一些民族的妇女的某些指标还有待于提高。一、各民族女性人口的增长与其地位的提高 1962-1990年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女性人口,由3302.17万人增至4451.66万人,增长了34.8％,平均年递增率高达3.8％。增长幅度之大,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素质及改善妇女地位都有不利影响。当然,在这8年中,少数民族女性人口数量的增加除了自然增长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与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

作为民族分层的关键指标,主观阶层认同对于研究族际冲突意识和冲突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当前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要略低于汉族,但其阶层认同与汉族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少数民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比例高于汉族有关,即虽然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少数民族的阶层认同有拉低作用,但这种效用却被少数民族相对较高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所消融。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民族关系问题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注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各民族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融。     

京津冀县域人口城镇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研究

文章基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采用ESDA方法分析京津冀地区县域城镇化率的空间格局分布及变动情况,提出城镇化率变动分城乡贡献度指标并就京津冀地区进行研究,采取空间误差模型与GWR的方法分别考察该地区城镇化全局和局部的驱动力状况.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2)城镇化率提高过程呈现收敛模式,高城镇化率地区对于周边城镇化率过低的地区具有带动作用;(3)对于城镇化率提高的地区,其增量中乡村贡献度的高值分布与城镇化程度低的一些地区重合;(4)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医教水平和地形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城镇化影响显著.     

四川藏、彝族人口发展特点初析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份,现有14个少数民族。解放后,绝大多数民族人口增长较快,七十年代已超过汉族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有个别民族人口增长较慢。在增长水平不同的民族中,影响其增长的因素各不相同;在增长水平相近的民族中,也是这样。探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对于弄清各民族人口的变化和人口问题的特殊性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1981年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进行的人口调查,对四川藏、彝两个民族人口发展的特点作如下初步的比较研究。     

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分布及特点

东乡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人口绝对数来看,仍是一个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民族。本文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础,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对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与分布状况作了分析,试图探索其发展特征和分布特点。     

流动时代的中国:族际通婚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

“流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适应理论、压力过程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语言经济学视角形成的综合分析框架开展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所带来的健康效度的探讨,是对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民族交融与互嵌研究的有效学术延展。本文立足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方法,验证了“少汉婚姻”对于流动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同时刻画了前述影响的具体路径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视域下“少汉婚姻”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结果带来积极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等因果推断方法修正后,前述积极效应仍显著存在。在具体的影响路径中,收入回报、工作机会、社会参与、社会融入与流入地社会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还发现显著的健康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受访者为农业户口、配偶为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年龄小于配偶年龄”和“受访者教育水平与其配偶受教育水平不一致”婚配模式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当中。本文在理论与实证视野下,对于“流动”与“少数民族”双重符号在身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进行研究,为在健康层面涵盖不同类型“亚人口”的“健康中国2030”愿景的实现提供证据。     

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构建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4年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广义加性混和模型,对影响城镇化率的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变动方向相同,但其对城镇化率影响的边际作用递减;非农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每上升1%,使新型城镇化率提高0.7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缩小1000元,城镇化率上升0.457%;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作用较小.据此提出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苏南地区要着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苏中、苏北地区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推进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转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生育转变是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少数民族生育转变为认识中国生育转变历程提供了多样视角。使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描述了不同少数民族生育指标的变化,并使用分层线性模型区分了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不同民族生育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各民族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大多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部分民族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略有回升。少数民族生育行为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不同民族生育模式不同。民族特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仍然存在但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民族内部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超越民族之间的差异成为影响少数民族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     

中国跨城乡通婚的模式与变动趋势研究：1978—2018

从跨城乡通婚的角度研究城乡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跨城乡通婚的研究大多关注通婚率的变化,很少有研究分析跨城乡通婚的形成机制及其变迁。基于地位交换论、社会排斥论和双向融合论提出解释中国跨城乡通婚的三种理论模式和标志城乡融合不断发展的三个通婚阶段。通过对2012—2018年四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深入分析,发现中国跨城乡通婚的比例较低,但随时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978—1991年间,跨城乡通婚中的地位交换现象非常明显,农村一方的教育程度对跨城乡通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一方的教育程度对跨城乡通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婚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农村一方教育低就和城市一方教育高攀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交换论对跨城乡通婚的解释力逐渐削弱,社会排斥论的解释力不断增强,2005年以后,城市一方的教育程度对跨城乡通婚的负向影响已趋于消失,农村一方在通婚中教育低就的现象也基本消除,我国跨城乡通婚的模式正在从地位交换阶段向社会排斥阶段过渡。跨城乡通婚模式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城乡融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当前跨城乡通婚的难度依然较大,且农村社会下层依然被排斥于通婚之外,进一步消除城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