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当前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0年中国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总体有所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居住分散度增大和人口流动率提高。各少数民族间族际通婚率增长差异悬殊,按族际通婚率变化量、影响因素变化量数值高低聚类成3类：对于第一类17个民族,城镇化率的提高及2000年族际通婚率较低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对于第二类23个民族,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城镇化率的增长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第三类15个民族族际通婚率增长幅度小或负增长,从社会背景分析,部分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已达到很高程度,缺乏提升空间,其他民族需要从宗教、语言等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

尽管不同朝代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历经数次起伏,中国蒙古族、满族和汉族间通婚的限制反复恢复又废止,各族人民的接触交往却从未间断。研究发现,蒙古族、满族已婚人口中,族际通婚比例均超过40%,意味着族际通婚的普遍流行。在通婚模式上,以蒙古族-汉族、满族-汉族通婚为主,历史上曾持续约3个世纪的高度政治化的“满蒙联姻”已由民族间自由交往所取代。在性别差异上,蒙古族经历了由男性娶进居多到被女性嫁出比例反超的转变。在空间分布上,3个民族形成了以辽西走廊为核心的较为清晰的、广泛的东北—西南走向通婚链。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族际通婚主要表现为本地男性娶少数民族流动女性。要重视经济互动、居住聚散程度和人口迁移流动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     

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

族际通婚数据属于典型的关系数据,可视为由各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联系形成的关系体系。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提供的一整套方法可作为族际通婚研究的方法工具,以便利地刻画通婚关系的结构特征。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尝试将该方法用于考察和分析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性特征。初步应用揭示,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大的全国族际通婚圈,同时存在少数民族间凝聚力明显有别的8个地方性子通婚圈,该结构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直观体现。可见,社会网络分析是揭示和认识族际通婚关系结构的可靠且有效方式,其中,社会网络的图形呈现、中心性测度和社群识别技术可为族际通婚关系的分析提供直观和详细的补充信息。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     

滇川藏毗连藏区流动人口族际关系调查与思考

滇藏川毗连藏区作为联系内地和西藏的重要通道区,历来是多民族流动人口的汇集区。近年来,随着藏区社会经济外向联系的不断增强,各民族人口流入滇藏川毗连藏区的数量和扩散地域不断扩大,流动人口与藏民之间的族际交往途径和族际关系都出现了新形貌和新动态。本文在深入该藏区调查摸底流动人口分布情形基础上,重点对族际认知态度、族际关系感知、族际通婚状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而较全面呈现了目前滇藏川毗连藏区中流动人口的族际关系形貌及其变化动态。     

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

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姻”,1 如阶级地位大致相当、宗教与文化背景相似,以保证婚姻的稳定和群体内部的统一性。民族内婚规则即是同类婚姻的一个重要体现,地域、语言、宗教等因素构筑了一个民族的内婚壁垒。如果两个民族集团之间发生一定规模和相当比例的族际婚,一般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文化同化程度较高,民族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成员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所在群体与家庭对于族际通婚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当两个民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 0 %以上,他们…     

族际通婚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的验证

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蒙古族居民中已经形成,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优惠的生育政策下,蒙古族总和生育率也已经低于汉族和全国平均水平。为了更好地找出这一事实的原因,本文着眼于民族特征和跨族通婚,利用有序Logit Model对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数量、存活数量、男孩数量、女孩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发现蒙语表达能力的影响非常不明显,但是蒙语书写能力的作用比较明显。此外,民族特征和通婚特征对生育数量和存活数量的影响明显高于对生育性别的影响程度,对生育男孩的影响高于对生育女孩的影响。蒙古族生育出现持续递减的趋势,对稳定蒙古族生育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21世纪以来我国塔塔尔族人口变动分析

塔塔尔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且是主体民族在国外的跨界民族,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数量不增反降.本文充分利用普查数据,并结合实地调研,对塔塔尔族在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这十年塔塔尔族人口减少主要是青年人口的减少,境外迁移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新疆族际通婚圈的文化成因

近年来,我国民族学与人口学的相互接近,使民族人口研究呈现多元趋势。同时,人类学与人口学也出现了学科交叉。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本文以人类学侧重理解的研究方法,解释了五普资料中新疆族际通婚数据的成因,介绍了纯量化数据所不能传递的文化信息。这还将有助于了解新疆与周边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并可由此预设未来民族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分布的新态势——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解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资料，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分布的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在人口总量方面，2010—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335.08万人，增长了11.92%,是同期全国大陆人口增幅(5.77%)的2.07倍，这个比值仅低于大量更改民族身份的1982—1990年。主要原因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少数民族登记人口低于真实值。2020年人口普查采用了身份证登记措施，加上国家开展精准脱贫工程的原因，使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当前逐步增长的各民族族际通婚率使得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出现了较高的增长。在人口分布方面，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快速增长，2020年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第二多的地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2010年全国有5个县级行政区划没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达到全部县级行政区划均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49个民族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比2010年有了显著提高，6个民族有所减少。研究构造了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度指标，2020年我国少数民族省级人口...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际圈子迅速扩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以及流动人口自身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其婚恋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学界和政府对此关心仍然不够。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发现：除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外,迁移流动行为也与通婚圈扩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迁移流动地域范围和相对结婚时间都与跨省通婚有关,地理通婚圈扩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标志,但也不能忽视通婚圈扩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彝族人口结构特征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彝族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和生育状况以及职业行业情况,进行分性别、分民族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彝族人口规模呈现阶段性增长,总抚养比比较高,人口负担重;受教育程度低,且呈现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从婚姻家庭状况来看,彝族女性更倾向于与汉族通婚,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很严重;从职业上看,彝族主要从事第一产业,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远远落后汉族地区;在未工作人口中,女性料理家务的比例依然较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哈萨克族人口文化素质浅析

本文运用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几项主要指标,即每万人口中的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每万人口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文盲率等,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哈萨克族的人口文化素质,并与全国、自治区平均水平和其他几个民族相比较,其非文盲率在全国住居第三,仅次于塔塔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大大高于全国、自治区平均水平,其他几项指标在自治区被比较的13个世居民族中处于偏下位置。     

中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与模式研究——基于1953—2020年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大流动、大融居时代背景下，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为促进各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也给全面深化认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规律提出了新要求。基于1953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通过计算群内接触指数、人口区位熵、人口再分布指数等指标，从人口空间分布的集散程度、地区偏好、动态变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及模式。研究发现：我国各民族人口群内接触指数呈下降态势，族际接触互嵌程度强化、分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民族人口空间扩散地区偏好存在明显差异，地区偏好具有距离邻近与经济吸引的双重效应特征；各民族人口再分布仍然保持活跃，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仍处重要调整期。基于此，文章认为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再构为当前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忽视了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族际差异性，忽略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对非传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关注明显不够。未来应从动态差异视角出发全面认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从民族互嵌高度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从民族工作需求出发从容应对我国民族人口格局变迁与...     

赫哲族族际婚现状及影响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周竟红在来稿中对赫哲族族际婚现状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建国4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赫哲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人口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其人口已由解放初的300余人发展到     

从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看我国的民族通婚

本文利用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对 18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通婚率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内容包括 :各民族粗通婚率的比较和标准化通婚率的比较以及各民族分性别、年龄通婚率。     

流动时代的中国:族际通婚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

“流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适应理论、压力过程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语言经济学视角形成的综合分析框架开展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所带来的健康效度的探讨,是对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民族交融与互嵌研究的有效学术延展。本文立足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方法,验证了“少汉婚姻”对于流动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同时刻画了前述影响的具体路径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视域下“少汉婚姻”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结果带来积极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等因果推断方法修正后,前述积极效应仍显著存在。在具体的影响路径中,收入回报、工作机会、社会参与、社会融入与流入地社会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还发现显著的健康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受访者为农业户口、配偶为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年龄小于配偶年龄”和“受访者教育水平与其配偶受教育水平不一致”婚配模式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当中。本文在理论与实证视野下,对于“流动”与“少数民族”双重符号在身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进行研究,为在健康层面涵盖不同类型“亚人口”的“健康中国2030”愿景的实现提供证据。     

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分布及特点

东乡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人口绝对数来看,仍是一个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民族。本文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础,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对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与分布状况作了分析,试图探索其发展特征和分布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