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英国双轨核政策的困境--以取消“蓝光”导弹项目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后英国一直奉行双轨核政策，即坚持发展本国独立核威慑力量与保持对美国的核依赖并举，但1960年英国取消“蓝光”导弹项目是英国双轨核政策陷入困境的临界点。英国双轨核政策面临本土核威慑力量的规模、独立核威慑力量的存在价值以及在野党和民众对核政策的质疑和对抗等问题。正是英国双轨核政策内在矛盾的激化与美英核“依存”关系的不对称与不对等导致英国核政策走向失衡。面对此，麦克米伦政府依然选择沿袭双轨核政策，其主要原因是：继续与美国进行核合作可以节省英国的核研发成本，密切美英特殊关系；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核威慑，可使英国避免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并有利于加强其与欧洲的关系，为欧洲防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罗斯福、丘吉尔的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和英国在原子能问题上的矛盾与合作，充分体现了原子弹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就英国的政策而言，由于其本土发展原子弹不可克服的困难，丘吉尔求助美国，并一直推行英美全面合作、垄断原子能秘密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在罗斯福任期内有过反复，但最终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达成了美英对原子弹的垄断。美英的政策演变是导致战后美苏冷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初探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是法国败降后英国孤军作战的产物。直至苏德战争爆发，欧洲抵抗运动在英国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英国率先倡导欧洲抵抗运动并成为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最早的国际中心。但该政策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矛盾性。苏美参战动摇了前一时期英国政策的战略基础与核心理论，更增加了其保守色彩。ＳＯＥ在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也加速了英国政策向保守方向演变。但战争形势的缓解和战时内阁对ＳＯＥ的改组又为英国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可能。随着盟国战略反攻开始，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大规模实施与英美战略密切相关；不同的战略需要决定了英国政策的偏重和具体内容的差异，同时反法西斯短期战略需要与英国在特定地区和国家追求的长远政治利益及其矛盾斗争导致其政策复杂多变。欧洲第二战场开辟至德国投降，英国政策渐失其积极内容。     

核威慑机理:实力基础、信号传递和心理博弈

基辛格提出了威慑分析框架,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的进攻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评估等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但他没有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跳出从战略稳定性角度分析核威慑的传统思路,把认知和心理因素植入核威慑分析之中,对基辛格建构的威慑分析框架进行了细化,并将其用于核威慑分析,把威慑的三个构成要素置换为核实力基础、核威慑信号传递和核威慑心理博弈三个变量,把核威慑界定为在核力量基础上通过信号传递进行的心理博弈。影响核武器数量规模的因素分为国家政策因素、确定一国核武器数量的直接依据、国家资源约束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核威慑信号传递包括口头信号传递、书面信号传递、捆绑信号传递和行动信号传递四种方式,每一种传递方式各有其传递路径。在核威慑心理博弈部分,分析了对核威慑正确认知的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核力量平衡国家间的核威慑心理博弈、核力量悬殊国家间的核威慑心理博弈和导弹防御系统对核威慑心理博弈的影响。分析核威慑中核力量与使用核力量意志的关系、描述核威慑过程中信号传递的方式与路径和威慑与被威慑双方的心理博弈过程,对于分析核威慑有效性、维持大国间战略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日本核不扩散政策的悖论

日本政府在坚持核不扩散立场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的领导地位。“无核三原则”、《原子能基本法》以及《核不扩散条约》是日本核不扩散政策的三根支柱。但由于美国为日本提供的前沿核威慑、日本的核能政策以及日本国内日益增多的“核武装论”,使得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础上的日本核不扩散政策缺乏说服力,日本的核不扩散政策因此难以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在新的变动的安全环境中,本来就存在不确定性的日本核不扩散政策又遇到了新的挑战,日本坚持核不扩散的立场因此有可能发生转变。     

核安全局势与核威慑的道德选择

有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选择能够影响核安全局势。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思应该如何选择核威慑政策及其行为方式以促进核威慑的战略选择转向道德选择。合道德的核威慑选择有利于制止核讹诈与核战争,从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维持稳定秩序,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核国家的核威慑选择表征着不同的道德水平,中国“最低限度核威慑”代表着人类对核武器的最高实践理性水平。“最低限度核威慑”蕴涵着最大程度地减少任性、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为、最大努力地自我否定。在核武器无法彻底消除的前提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核安全秩序是拥核国的应有之义。各国需要从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交往伦理层面构建健康合理、公平正义的核安全秩序。     

论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

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对最大程度地限制核威慑这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核威慑的自然属性是战争防御手段,它是正义防御原则规制的前提。核正义威慑论为正义防御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核威慑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普遍人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关系,这需要对核威慑的权力与权利进行限制。核威慑的权力必须在权利的框架内运行。正义防御原则的约束性规范以核威慑行为为中心,可以分为权利正当性与行为正义性两个层面。自我防卫原则、紧急必要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关涉核威慑权利的正当性,区别对待原则与手段相称原则涉及核威慑行为的正义性。     

合作与竞争：冷战初期英国对美国援助缅甸动向的回应

在二战后非殖民化浪潮与冷战对抗交织的国际局势下,缅甸自独立后积极寻求外界援助,英国对此率先应允,美国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启动对缅援助计划。从1948年到1953年,英国对于美国援助缅甸的动向呈现复杂态度。一方面,鉴于自身沉重的海外领地负担及缅甸局势的失控风险,英国乐于寻求美国对缅甸事务的分担;另一方面,作为缅甸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不能容忍美国向英国在缅甸事务上的主导性发起挑战。因此,针对美国援助缅甸的政策与行动,英国既提供了一定的合作与协助,亦在必要时实施了竞争乃至反制措施。尽管英国终究无法挽回其在亚洲影响力日渐衰微的整体趋势,但英国“帝国第一,冷战第二”的政策取向,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既促进又限制的双重影响,并客观上为亚洲新生民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谋求国家利益留下了空间。     

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

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建立共同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但英国作为欧盟中的主要军事强国，却始终对此保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究其原因，一是英国对于欧盟的安全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二是英国希望维持以北约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安全结构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三是英国不愿意放弃象征国家主权的防务自主，强调欧盟的安全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合作的基础之上。总体而言，就是英国试图在欧盟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在进行防务合作的同时，尽可能保持自己行动的自主性。     

英国慈善法中的公益性标准及启示

公益性标准在英国慈善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体现了慈善的核心价值。现行英国慈善法中有两个关于公益性标准的基本原则，即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必须是可识别的、客观的；慈善组织的受益人必须是社会公众或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在英国慈善法中，慈善的公益性标准主要通过慈善组织发布公共利益报告和慈善委员会对公共利益进行评估的途径得到实现。借鉴英国慈善法中的公益性标准，我们应该通过完善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标准，并设立专门监管机构负责公益性标准的实施。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

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核安全形势,核威慑的复杂性表现为核威慑动机界定、责任划定与善恶判定的复杂性。核威慑本身具有维护和平的低成本与好效果的合理价值,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核威慑是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容易对人的自由意志形成压制,造成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应该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来源、价值内容与价值立场。辩证认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发挥核威慑的正向价值而避免其负面后果,这是核大国应自觉履行的国际义务。     

析冷战结束后的法国核战略

冷战结束后,法国对其核战略作了重大调整,主张建立刚好够用的核威慑力量,强调对地区武力威胁尤其是“无赖国家”进行威慑。同时,法国也希望用其核威慑在欧洲防务与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的核战略,遇到许多挑战,其有效性面临着进一步考验。     

核威慑的伦理问题域及其表现分析

核威慑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是一个极为敏感又牵涉面广且同人类的和平、安全、幸福以及身家性命密切关联的问题丛。核威慑关乎生命价值和尊严问题,关涉政治权利的正当性问题、传统战争伦理规范的适应性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涉及主权、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困境问题。核威慑的伦理问题错综复杂且牵涉面广,人类迫切需要发展核威慑伦理理论,提升自身对核武器的实践理性能力。     

印度核战略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南亚政策的影响

印度在1998年进行了核武器实验,并在此后走上了制定和发展公开核威慑战略之路.中国是印度核战略的主要威慑对象,印度核战略的推行必然会影响到中印安全关系.文章就是要着手分析印度核战略对中国战略环境的影响,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南亚政策做出了思考,指出中国应超越传统的睦邻观念,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与处理中印关系.     

历史传统、核武认知与官僚政治——印度军方被置身于核问题决策之外的动因探析

作为核武使用者的军方长期被排除在核问题决策之外,是印度核政策制定最鲜明的特色,这一独特的历史悖论背后有其自身演进的逻辑与动因。并非军方长期对于印度的核武开发无动于衷,国际战略格局的急剧变化与各自的军种利益促使印度三军领导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积极鼓吹核计划的军事化。但由于政治领导人不信任军方的历史传统、长时期基于象征性威慑而非实战运用的核武认知、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等多重合力的作用,使得印度的核开发长期停留在象征性威慑层面,不仅制约了印度核武开发走向实战化的力度与强度,而且必然导致作为核战略重要谋划者的军方无法深入参与事关核武开发的重大决策。     

核威慑的作用:一种康德式的观点

核威慑通常被认为是确保国家之间恐怖和平的手段 ,但它或许不仅仅具有维持暂时和平的功能 ,还可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到一个更为完善的阶段。康德在他的国际关系思想中 ,认为毁灭性战争危险的存在 ,对于永久和平的实现和人类社会的改善 ,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因为这能够促使人们产生推动国际社会进步的共同责任感。但在他的时代 ,这个前提实际并不存在 ,而将核威慑“代入”康德的逻辑 ,我们可以认为 ,它对人类进入一个更为和平和理性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样的逻辑还有不完善之处 ,但是相关的研究却不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国际社会的进步观念不应该———事实上也很难———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排除出去     

中国大陆首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的美台冲突

在中国大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美台之间对中国大陆的核能力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的分析出现了重要的分歧.约翰逊政府拒绝了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攻击的建议,也否决了蒋介石索取更多军援建立所谓完全的空防体系的要求.从深层次分析,它既表明了美台对于核武器威慑能力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总是从属于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这表明,在中美合作对美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大背景下,那种指望依靠美国的支持实现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的台独企图最终只能是一枕黄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