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与李白乐府的经典确认

李白是公认的乐府大家及古乐府集大成者.这一经典地位的确立与<乐府诗集>有重要关系.此书对李白乐府收录全备、界定精确;着重发掘其古典特色,并在乐府诗史的高度上加以肯定,确立了其作为"古典代表、盛唐大家"的地位,在李白乐府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系统考察此书对李白乐府的著录及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李白乐府的经典化过程,并进而考察乐府诗史的源流演变.     

《乐府诗集》整理中存在的问题

中华书局 1979年以影印宋本为底本 ,标点出版了《乐府诗集》 ,但由于整理不当 ,致使《乐府诗集》的部分解题词意隐晦不明。本文以 1998年重印本为依据 ,指出《乐府诗集》整理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以供参考。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苟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文心雕龙·乐府》发微——浅论刘勰作《乐府》篇之原因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自云作效仿刘向“诗与歌别”,而考究其分类依据与文本内容,刘勰与刘向又有所不同。纪昀认为刘勰做此篇的目的是“务塞淫滥”,强调了刘勰对于乐府审美的“雅正”要求。笔者认为,刘勰作《乐府》之根本在于“文心”而非“乐心”,他将乐与文做出区分,令诗得以从政教功能中抽离出来从而实现自觉,而乐府则能够继续承载礼教的功用。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论舞蹈与音乐的关系

本文论述舞蹈与音乐的关系。     

浅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曾对世界和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由于当时提供了适宜的人文环境和条件。历史发展规律证明：人类进步的真谛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论现象学和新实用主义的对话

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渐渐形成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两大阵营。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联姻,从皮尔士发展出以罗蒂、普特南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也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现象学与新实用主义之间的交流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但是这样做非常有益于澄清彼此之间的误解。根据两个流派中较具说服力的论证,我们可以考察两者的交锋和碰撞,探讨两者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     

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的形成时间试探

农忙止讼是我国古代一项富有特色的重要制度,郑显文先生对之进行了积极的开拓性研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就郑先生的论证方法和史料运用来看,其观点则尚不能令人信服。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六月的《劝农诏》和日本《养老令》的成书时间来看,我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的形成时间应该早于开元六年(718年)甚至可能早于唐朝。今天学界复原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中有农忙止讼的规定,但不能因此就误认为农忙止讼制度首创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     

鲍照古乐府与抒情方式的嬗变

鲍照的古乐府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其抒情方式主要为奔冲跌宕式、弥漫发散式两类。奔冲跌宕式突破了含蓄蕴藉的抒情传统,弥漫发散式避免了重章复沓与繁芜冗长,彰显了鲍照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六艺中的乐、射、御与体育、美育

六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在夏商之时 ,已有六艺教育的基本内容 ,但并不完善。乐在当时是排在首位 ,礼是排在从属的位置。到了周代 ,六艺的内容确定下来 ,形成了以礼为首 ,包含有德、智、体、美的完整的教育内容。礼同乐、射、御等体育、艺术教育内容的结合 ,表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美育的特点。礼的核心是维系宗法社会的根本 ,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同乐、射、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实行政教合一 ,适应周代宗法社会的需要 ,为统治者培养合格人才。美育在乐、射、御中得到了具体的、形象生动的表现 ,在造就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中得到升华     

新编金诗校订--兼评《全辽金诗》

在<全金诗>出版之后不久推出的<全辽金诗>,订正了<全金诗>的一些错误,辑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它存在的疏漏和谬误甚多.特别是<全辽金诗>在诗篇收录、标点断句、文献标注规范,诗人小传考订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不辨析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