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论争

近年来,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成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主要从治学方法的角度,在已有的关于中国学术界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讨论的基础上,对一些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丧失"朴学"传统的种种"失范"现象进行了简要的评述,认为批评乃是保证学术规范和学术健康发展的主要手段,并呼吁学界同仁从对中国学术建设和学术发展负责的高度善待批评.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再中国化"问题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的历史,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与形态:(1)教材体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实质的"正本清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2)从哲学的现代化诉求到现代性的哲学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与价值的重估与反思(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之初);(3)"价值重估"之后哲学研究问题的重构--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制造"的出路与探索(目前的焦点,本文称之为"再中国化"问题).     

《红楼梦》与"五四"新方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以人为本"的哲学意蕴探析

"人"属于哲学关注的中心,在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人为本"的解读既存在一定的共性,也表现出诠释的差异性.时空差异、哲学前提、理论框架及价值取向的异质性是不同哲学流派对"以人为本"给出不同答案的成因.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是对以往相关理论的"扬弃",实现了"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内在的对接与统一.     

本真的迷失与缺位——对中国"青春"电影的反思与批评

中国的青春类型电影,大体走过了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路."第六代"导演是青春电影创作的主力军,在后现代语境下,当代青春电影设法展示了一代电影人对政治的思考、对文化的反思.但本真的迷失与缺位是中国青春电影始终无法规避的硬伤,一味将青春影片商业化,淡化了青春电影所拥有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独特个性.     

"天人合一"观念中的传统辩证思维探析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对"天人合一"观念有不同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年来,学术界对"天人合一"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现代意义研究较多,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维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从思维模式上,揭示"天人合一"观念所蕴涵的"合-分-合"的传统辩证思维."天人合一"观念从"天"与"人"混元之一的"合"的状态出发,承认"天"与"人"的区别和对立,但没有走向对立、分离,却走向了"合一".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

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斯多亚哲学与"苏格拉底道统"之争

同样都是"主流哲学",斯多亚派走出了一条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同的路向,却在希腊化罗马时代获得巨大的成功,影响压倒了古典哲学,而且渗入基督教范式和现代社会.许多现代哲学家认为斯多亚哲学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外的一个重要古典哲学思想资源.如何理解斯多亚哲学与众不同的本质,历来众说纷纭.从斯多亚哲学自许传承了"苏格拉底道统"这个角度入手,不仅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斯多亚哲学这种独特地结合了"治疗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思想类型的本质和内在张力,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清理和发现整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些关键症结和发展方向.     

海德格尔“有限性”思想及其“实践”意蕴

当代哲学界更多地从“无限性”视阈规定哲学的本质及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哲学走向了一种理论上自足而与现实生活“有限性”无关的世界.然而,康德批判哲学揭示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这使得哲学的封闭性和自足性陷入了一种悖论之中,正是康德哲学对“有限性”的揭示使得海德格尔等人的“有限性”与“此在形而上学”关联起来.虽然海德格尔从“始源哲学”和诗意语言即在意识内在性中解说了“此在”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但他的“有限性”思想却蕴涵着深刻的“实践精神”,这种“实践精神”通过其独特的哲学话语体现出来.除了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实践精神之外,海德格尔还从“实践精神”出发来反思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及其社会境遇:现代人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这种状态源于现代社会“技术座架”,“技术”的最初本质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即是在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基于此,海德格尔力图恢复技术和科学当初的解蔽功能,克服“实践”的单纯“制造”功能,实现“实践”的“形而上”维度.     

梁漱溟的"仁"者意境

现代新儒家先驱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柏格森生命哲学可以用来诠释孔子的精神生活.他结合了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来重新阐释儒家生活的基本要旨和特征,以不计量、非理智、直觉的方式来解释"仁",赋予给"仁"特殊的含义,并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和生活实践来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儒家"仁"的生活意境和生活态度.     

重读弗洛姆的"历史唯物主义"

弗洛姆认为,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中,没有什么观念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念传播得更为广泛了,因而,弗洛姆批判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庸俗唯物主义式的理解,并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人本主义哲学.弗洛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合理成分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必须清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唯物主义.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回归现实生活 --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

近代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现代哲学则是一种生活世界观.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即是从科学世界回归生活世界,从本质主义转向生成性思维.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所理解的生活世界只是人的日常生活或日常的语言交往;而马克思认为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之"政府责任"的反思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是由中国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双轨制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影响等诸多原因造成的.然而当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产生了脱节,并且已经给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行将制定的<法律援助法>应该在界分国家与政府内涵的基础上,确立法律援助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     

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两个教条及其超越

运用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并由此而形成抽象的理论教条,直接妨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本文着重反思和分析了在马克思哲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教条,即"成熟"与"不成熟"二元对立的教条、"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二元对立的教条,指出二者并无充分的学理根据,也违背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本性,因此,克服这类抽象的理论教条,是推动马克思哲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中国外交哲学的根脉:"生"本体

"生"本体这一古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外交哲学传统贯穿着现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政策的各方面。就何为"生"的外交哲学意蕴而言,合作为"生"、共赢为"生"、和平为"生";就"生"为何的外交哲学探问而言,"生"为自主、"生"为相通、"生"为共处;就本是"生"的外交哲学诠释而言,共商之本是"生"、共建之本是"生"、共享之本是"生";就"生"是本的外交哲学确证而言,"生"是关系之本、"生"是交往之本、"生"是外交之本。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Philosophy"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房子的地基叫做"基",大树的树干叫做"本".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很重要,就像要进入一个房间,掌握了进门的钥匙一样.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把握还不够到位,常常把哲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当成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而是天人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