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苏芝”对朝鲜王朝诗风转变的关键作用辨析

16世纪朝鲜朝诗坛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学习对象上由宋调转为唐风,尤其是对杜甫的全面推崇。在此过程中,“湖苏芝”（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深厚,推动了当时诗坛宗尚风气的转变,其中,卢守慎是朝鲜朝大力学杜的汉诗人,他与“三唐诗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朝鲜朝诗坛诗风转变贡献最大,后来诗人鲜有逾越者。“湖苏芝”的诗学主张及汉诗创作,推动了朝鲜朝诗坛学唐浪潮的兴起。这表明在明七子宗唐复古论传入前,朝鲜朝诗坛已经萌生出由宋转唐的风气。     

论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及其诗作

张之洞是近代诗坛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以封疆大吏身份礼贤重才,却与所举用的同光体诗人产生龃龉,原因在于张之洞主张雅音,与同光体诗人认同变雅之识不同,且崇苏抑黄,两者诗学途径有异.张之洞论诗持有偏见,故不能成为一时诗坛盟主,但在当时与同光体诗人变雅之作形成互补之用,代表了诗歌风气另一种趋向.其诗雄厚宏肆,无纤巧枯涩之气,本文从其感时咏怀、咏史纪事、山水游览、咏物寓志四类诗中分析其诗风特征及其艺术手法,也指出其缺陷.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杜甫与潭州臧玠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

判定21世纪中国诗歌已经完全被边缘化或进入空前复兴期这两种学术指认,都分别看到了诗坛的部分"真相",而遮蔽了诗坛的另外"真相"所在。如今诗坛实际上充满着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但它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机遇和方式,并以其"行动"的力量昭示出一种希望:一是诗人们在突破过程中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大面积地得以复苏;二是诗人们注重艺术环节的打造与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使诗作处理生活的艺术能力普遍有所提高;三是以诗学风格、创作主体、传播载体与地域色彩的多元展现,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21世纪诗歌的突破是有限度的,整体感觉平淡,经典文本匮乏,诗歌写作本身存在的失衡现象,和艺术的泛化问题、潜伏的传播方式危机问题等纠结一处,决定它仍然任重而道远。     

论于谦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史地位

于谦向来以儒者之楷模与爱国诗人被学界所重视,但对其诗学之特征与地位则较少关注.在明代诗歌发展过程中,于谦的诗歌创作具有区别于当时台阁体的主要特征:体现写实的倾向与归隐的主题,对自我生命空间具有较大拓展,从而使其诗歌拥有了稜然的风骨与浑然的意境.而无论是他抒写自我的自然倾向,还是慷慨悲凉的诗歌体貌,均显示出有别于台阁体诗歌的新特征,预示了明代诗坛风气的转向.     

李白笔下的黄河

在广阔无垠,璀璨夺目的唐诗星空中,伟大的诗人李白,恰似一颗闪闪发光的巨星。在他光彩而又坎坷的一生中,写下了近千首诗篇,其中有关黄河的诗歌有二十三首。这些诗无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杰出的成就,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一、描绘了黄河的壮丽气象 李白经历了整个盛唐时代。唐玄宗开元元年,他才十三岁,到“安史之乱”的天宝十四年,已五十五岁了,唐代宗宝应元年安史之乱结束,而李白也就在这一年病逝于安庄,他在诗歌中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使他的诗呈现一种青春焕发,健康爽朗的上升气象。他的黄河诗最可作为代     

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杜甫: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论杜诗创作与时代的关系

安史之乱是唐朝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转折时期,它不仅标志着唐朝从盛世之巅陡然跌落下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阶段进入没落阶段。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面对政治、经济遭到破坏,伦理道德崩溃,有的人堕落,有的人退隐,有的失去原有的生命热情,不再有盛唐诗人的光华,而杜甫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创作出一系列被誉为"诗史"的伟大诗篇,成为中国文化上的伟人,原因何在？按照文学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种文学现象发展到一个峰巅过后,有一个相当沉寂的阶段,或者是一个缓慢的过渡时期,开元、天宝盛世,中国诗坛出现的伟大诗人如群…     

大历诗风向齐梁复归中的女性介入——以升平公主为中心

大历诗风向齐梁的复归过程中,女性的介入是一个关键.唐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凭借女主身份,乘天宝以后声色绮靡渐兴之势,对其驸马郭暧门下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升平公主对绮丽和雕琢的崇尚,去除了儒家正统价值观念对诗歌的附着,使诗歌回复到审美主义的本体.这种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倾向,与梁陈宫体诗的宗旨是一致的,对于乱后诗风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升平公主对绮艳风气的引领,破除了传统雅正观念影响下的诗坛对于追求至美的欲念的约束,使文人的审美意识能够更加广阔,审美视角更加多元,对诗坛的风气和文人的心灵都是一种解放,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元和诗歌部分风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从梁佩兰诗论看清初诗风的变化

明代自中期以后,诗坛上各种流派蜂起,它们相互之间的争论辩驳,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但受偏执习气的影响,各种理论往往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清朝的建立,诗坛理性意识增强,反思明诗弊端成为一时风气。清初岭南诗人梁佩兰是岭南诗派与中原、江左诗派沟通的桥梁,从他的诗论中更容易看出明代诗风转变的线索。通过对梁佩兰诗论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清初诗风发展的状况。     

“高密二李”与高密诗派诗学观

李怀民与李宪乔昆季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其诗论构成高密诗学主体,其创作主导了高密诗风。面对诗坛长久以来笼罩的春温气氛,李氏昆季希望以寒士真声撼动诗坛风气。在诗学上,主张尊崇古意,力避时俗;并将"诗中有人,发抒真情"的诗学观贯彻到诗歌创作中,使主体之情融于客观景物描写之中,在情与景的感发之中生发出言外思致,于平淡处见深厚至味。从"高密二李"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可窥见清代诗歌由初期推崇清远到中后期崇尚沉实之风的转捩,而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意义,是诗心对文化一统更大程度的挣脱。     

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

师承是影响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可以归纳为学术型、政治型、文学型三个系统,它们从政治学术、人格精神、诗歌艺术等层面对南宋中兴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宋中兴诗人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师承,树立了新的诗歌艺术典范,创造了宋诗“中兴”的局面,推动了文学史的演进。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盛唐诗坛的演进趋势:诗人身份下移与诗歌地理分布扩张

盛唐诗歌走向鼎盛,有渐进的过程.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盛唐诗坛一直在演进中渐次走向辉煌.从诗人身份上考察,诗坛的主要诗人由权贵转变为下层官吏和布衣;从地域上考察,诗歌的地理分布也是逐步扩张,从京洛等文学发达地区扩张到城邑乡野乃至关山塞漠,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地方特色.这两种趋势同步发生,相互伴随,诗人因身份下移而远离了政治中心,诗歌也在不同地域出现并绽放出异彩.     

群体的听觉艺术:诗的一次构想与实践

中国诗歌会和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一登上诗坛就以一种外倾化的思维范式强化隋感世界的时代色彩,致力于让诗回归群体的听觉艺术的构想与实践,他们重新点燃民间歌谣的艺术智慧,激活了诗歌的歌咏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新诗现代化.同时,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创作矛盾和负面影响.     

深沉:冷凝与明净的抉择——西部当代诗人昌耀近作解悟

进入新时期,诗坛的演变分化是十分迅捷的。从中老年诗人带着哀痛吟唱的归来者之歌,到以肯年一代创作的朦胧诗为主体的新诗潮叛离众好、强调自我价值的反传统美学观,再到“把诗看作完整的生命形式”的第三代诗人反理性的追求……新诗艺术沸沸扬扬,匆匆忙忙地走过了不算辉煌却颇为壮观的十年历程。     

清初五鹿诗社考述

五鹿诗社得名于郜焕元所编《五鹿诗选》,是清初以大名府为中心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多生于仕宦之家,入清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属于清初"纱帽"诗人。诗人之间基于家族、姻亲、同学等关系,交往频仍。他们以地缘为纽带,以读书、游园、留别为契机,流连唱和,形成规模庞大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以郜焕元、袁佑、窦遴奇三人成就最高。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或出于时忌或囿于眼界,介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与阶层冲突在诗歌中少有体现,缺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亦缺少鲜明的艺术个性。诗社诗人与地方官吏及游历诗人相互砥砺激发,一起有明一代地方诗坛之衰,共同营造了清初大名诗坛盛况。     

"报春的燕子"与"啼唱的夜莺"——舒婷、翟永明的诗歌艺术

舒婷与翟永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坛上树立了两个高度.但两人的诗歌艺术迥异:在诗歌形式上,舒婷表现为理性雕琢,翟永明表现为感性喷发;在诗歌气质上,舒婷表现为情感的吟唱,翟永明表现为生命的独白;在诗学追求上:舒婷是为人写诗,翟永明是针对自身.两人不同的诗美品格不仅丰富了当代诗坛,被后来的诗人们纷纷仿效,而且对诗歌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女性诗歌的未来也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