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方法论统一性

本文针对亨普的科学说明模型及其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推广所受到的批评与反驳 ,从研究说明的逻辑形式入手 ,通过对科学说明模型的分析 ,论述了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的异同 ,探讨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作者认为 ,科学说明模型中 ,最基本的不是“演绎论旨”而是“含摄性定律论旨” ;“含摄性定律论旨”在历史说明中也是必需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 ,都需要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判断 ;所有的经验科学都要涉及说明和解释 ,因此 ,二者的区分不足以表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分离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     

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

作为解释模式的历史语境理论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材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提示出理解某种共时性关系的可能,因而成为专业史学通常所采用的解释模式.从传统史学、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出发,对语境问题的理解则展现出不同的预设方案和语境化历史的差异性选择.当代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昆廷·斯金纳开创性地运用了“跨文本的语境论”研究范式,拉卡普拉则提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六种基本语境问题.这些语境化历史的理论与尝试既有待于史学实践的检验,也有待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洞察其间所包含的有利于我们构建自身历史语境理论的思想元素.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艾思潮挑战传统史学,提出关于历史真实检验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在史学史研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作用.     

人的本质的哲学解读——基于历史与逻辑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历史发展和逻辑演绎两个方面关于人的本质的解读与分析,把人与现实社会真正地联系起来,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而且有力地回击了各种不公正的指责。这种基于哲学层面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为我们理解社会历史主体的发展进程,把握社会进步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新的维度和思考空间。     

历史描述和逻辑构建——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

“审美主义”这一概念蕴含着历史和现实、文学与美学、东西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对这一思想进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探究显然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冒险,尤其对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进行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相交融的阐发,更是一件穿越思想丛林和行走文学田野的艰苦跋涉。令人欣慰的是,叶世祥在经历十余年的艰辛思考和写作之后。所呈现这本《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方面展示着对中国20世纪审美主义思想的客观辩证的历史描述,清理其内在和外在的历史动因,为深入的观念分析和逻辑综合奠定感性基础。另一方面,对20世纪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予以历史理性和辩证理性相得益彰的逻辑综合．从而使这一重要的美学论题获得历史与现实相互依存的凸现。     

马克思法哲学方法论的承继与超越——以法本质观为视角

科学研究的进步从终极意义而言就是方法的发展,法哲学也不例外,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离不开方法这一重要媒介。法的本质问题是法哲学不可回避的前提性重要论题。唯心主义法哲学家把法的本质归结于神的意志、上帝的意志、人的理性,导致法本质问题陷入神秘性与思辨性。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生产实践,在法本质的探索中,固守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立场,承继与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辅之以严谨的历史分析研究,拨开了笼罩于法本质上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层层迷雾,揭示法本质意志性与物质制约性的统一,法学从此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本性与解读——兼论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本性则体现了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要求。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并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手法重新理顺了市民社会思想,得出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的论断。在结合了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市民社会思想融入了更多的和谐理念成分,成为了和谐社会的理性渊源。     

历史解释与语境论——兼评覆盖律模型在历史解释中的应用

以亨普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经典解释模型(西方哲学界称其为覆盖律模型),并主张将其推广到历史领域.根据这一模型的构成要件、逻辑特征以及历史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学科性质、目标、方法论.探讨这一模型适用于历史领域的可行性,认为历史解释的出路在于与语境论方法的结合.     

聚众哄抢罪的历史解释——兼论现行法研究的法史维度

聚众哄抢罪是我国当代刑法中特有的、来自实践的罪名,相关行为及司法处置在传统时代亦不鲜见,有必要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从法律史的视角进行解读。在这样的解读之下,聚众哄抢罪是抢夺罪而非盗窃罪的特别减轻法条。因为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限在于公然性（而非公开性）,公然性包括主观恶性与客观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损害及可能损害。聚众哄抢罪与抢夺罪保护的法益均包括社会公共秩序,但主观方面的期待可能性和主观恶性较低。盗窃罪与侵占罪较抢夺罪轻,具备与聚众哄抢罪同样主观心态的盗窃、侵占行为人,也应类推适用特别减轻的办法。不仅研究聚众哄抢罪、抢夺罪这样与传统有莫大关系的罪名可以并应当运用历史解释、法律史的方法,而且现行各类民商事、行政、诉讼程序制度和实践均存在古为今用的空间与价值。     

类推适用与法律之其它阐释方法——关于法学方法论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法学方法论的产生,为法理论之发展及司法实践产生了莫大的助益,然此中亦存在若干问题,其远非尽善尽美之理论.试从传统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就类推适用与类推解释等若干概念在相关运用中应该予以注意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并希望以此得出有益于吾人的结论.     

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分析——关于评判近人曾国藩的方法论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相关性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涉外争端频仍,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应当属于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或党派利益的客观存在。在对近人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程度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洋务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至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拼得声名",力保和局,何尝不是其爱国情怀在两难困境中的艰难闪现?     

思考中国宗教本质问题的若干视角

中国宗教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国内外学术与思想界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看法常常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如果我们细加留意的话,仍能发现一些代表性观点之间有着关联之处.本文打算选取四个比较基本的学说或理论角度以及各自的代表者,通过他们来看一下能否勾勒出中国宗教的基本轮廓.这些代表性理论、人物及观点主要有:(1)以卡尔·雅斯贝斯为代表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看精神运动的轴心或定型意义;(2)以麦克斯·缪勒、汉斯·昆、秦家懿等为代表的研究:从比较宗教学或宗教类型的视角看中国宗教;(3)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研究:从宗教社会学或宗教性格的视角看中国宗教;(4)以张光直为代表的研究:从人类学或宗教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宗教.这之中,雅斯贝斯的轴心理论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精神过程对于人类未来的精神史而言具有某种定型的意义.麦克斯·缪勒、马克斯·韦伯以及汉斯·昆、秦家懿等人的研究有可能使我们对中国宗教类型、形态、特征、性格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或判断,而且其最终指向的不是哲学层面,而是巫术方向.而这样一种判断同样可以在张光直的中国、东方乃至人类普遍法则的连续性进程理论中找到合理的逻辑依据.     

“世界中国化”与“中国世界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博弈——观念史视野下“中国道路”的新历史理性反思

"中国道路"是对正在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承载,对新历史理性精神的承诺。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实践变革进程,始终受制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思想逻辑。作为对此种文化宿命的超越性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实践,一代中国人秉承新"中华性"的文化期望和观念预设,基于权利政治、公益政治以及人本政治的治理与善治理念,循着合法性论证与主体认同之"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的自主轨迹,始终致力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在公共性特质,旨在实现普适意义上的国民普遍福祉,表现出力图超越狭隘的"发展主义"模式,重建新历史理性,自主探寻能够引领中华民族朝向公正、民主、和谐、共享之自由公义社会前行的文明进步新路的恢弘气度。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