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三农"问题是历史原因、国际背景和城乡二元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根本上来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既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它也是推动"三农"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的必要之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一方面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政方针不动摇;另一方面还要为"三农"的发展消除制度障碍,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进而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酌根本路径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而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选择。     

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围之途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如何化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使命.从实现持续发展和回应外部挑战的角度看,化解"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农业问题的本质是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就表现形态和形成原因而言,"三农"问题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性思路来回应"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应着力通过体制完善来努力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常规性机制.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认为,我国实施的二元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治根源;二元社会结构是"三农"问题的社会根源;二元财税体制是"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农村中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城乡政策上的差异是"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县乡结构膨胀进一步加重了"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总根源则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     

“三农”问题的制度化解析

“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但“三农”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积极性上。主要从制度的视角剖析了“三农”问题解决的一些体制性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性建设建议。     

小城镇建设与“三农”问题

本文认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重要出路在于城镇化和产业化。文章就我国发展小城镇建设,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开拓农村市场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体制创新等方面谈了自己的一点见解。     

论“三农”问题的求解路径

“三农” 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我国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我国的“三农” 问题,目前争论较多。有人认为“三农”问题无解,有人认为“三农” 问题有解,甚至近期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即急解)。究竟“三农” 问题的解如何?文章认为“三农”问题有解,但是只能缓解,不能急解。     

二元工业化结构与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与推进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三农”与城市化,是事关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构想,我们绝对不可能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变。农民人口多,农村土地广,这是我们的现实国情。我们只有在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开辟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建立城乡二元工业化结构体系,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无限转移,并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最终解决二元向一元转变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社会贫富悬殊与城乡严重对立的问题,是农民税费负担沉重与干群矛盾对立的问题,是基层政权财政困难与社会治理失控的问题,是农村人才“空洞化”与村民自治无效化的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当下以及今后中国的一个长久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不是泛指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而是存在小农经济残余和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真正形成是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摩擦因素造成的,这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都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途径还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去把握。     

解决“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变革农业生产方式——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农村改革初级性日渐突显，“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和持续发展的阻碍。造成“三农”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生产方式的不适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解决“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培育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工程

“三农”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2004年在中央一系列支农政策的支持下,农村工作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好局面。但是必须清醒看到,农业依然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解决“三农”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全方位着手,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近期,沈阳大学社科部部分教师,通过调研,从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加快科技进步、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深化乡镇体制改革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以期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探析

从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入手,着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提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新的政策建议：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实现我国农村的战略转型;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道路;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等。     

抗战时期国统区“三农”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业日渐衰退,农村经济日趋萎缩。国民党统治集团拒绝改善民众生活,统制政策摧残了生产,农业政策的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以及吏治腐败是上述“三农”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加深了国统区的危机,成为国民党败亡大陆的重要原因。     

试析“三农”问题的现状及成因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三农”问题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本文从农民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负担、农业投资、农民素质等方面对“三农”问题的现状进行考察 ,在此基础上对形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     

建国以来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探索

我们党及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化、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的思想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邓小平主张农民自主化。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基础上，以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统领。确立了农业产业化的新的农业发展观；胡锦涛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出农民增收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保证。     

当前农村形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一项长期、复杂和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又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为此,本刊邀请专家学者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中国现代化”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关注,并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本刊第5期将就“民族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讨论,欢迎关注。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我国实施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并导致了农业经济的繁荣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年以后,农业的发展速度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长跑运动员,步履逐渐缓慢下来了。目前,随着中国进入ＷＴＯ步伐的加快,“三农”问题的外部压力也在不断增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