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双十”纪念(1927—1937)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虽然历经军阀混战和政权更迭,但作为民国国庆日的双十节一直都被广为纪念与宣传。在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双十节的纪念与政治功能,体现出其对重大历史时间的价值选择。以九一八事变为界点,其纪念主题历经从国庆到国难的转变;以七七事变为界点,其政治基调历经国共两党由分裂到合作的转变,但这期间却贯穿着国民党始终如一的价值诉求,即以增进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为宗旨,使得特定的历史时空,既具有价值的普遍性,又具有价值的特殊性。     

边区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和阐释

双十节是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文化符号,但也曾是中国共产党借以表达意识形态的历史资源。在国共合作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下,延安边区政府对双十节进行了隆重的纪念,在纪念同时,一面阐释统一战线、三大政策的正确性,一面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国民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也进行着争取现实政治权利的民主斗争。中共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丰富了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内涵。     

近代中国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与纪念

在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纪念辛亥革命的"双十节"仪式与"辛亥"记忆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民间社会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代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诠释以及相关方面的思想与活动,与政府、政党、政派相比较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社会各界虽然也从政治上对革命的意义与作用加以阐释,但更多的是紧密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表达其各方面的感受与认知。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民国时期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以双十节纪念为中心

双十节作为纪念武昌起义的法定节日,逐渐成为人们建构和承续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基督徒群体也积极参与其中。民初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充满了兴奋、感恩之情。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基督徒在双十节多有庆无可庆的感慨,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不免有几分苦涩,但仍珍视辛亥的共和理念,并以争取国家统一、富强,人民幸福为现实诉求。同时,他们以象征牺牲的基督教符号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与辛亥革命,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位国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

"双十节"是武昌首义的纪念日,纪念"双十节"也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民国初年,"双十节"的内在意涵并不十分确定,具有解释权力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此节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以"共和"相诠解的北京政府随着掌权者的日益孤立,"双十"话语趋于衰微;以"革命"相定义的国民党随着继续革命的声势,逐渐将"双十节"的内涵直接与党的系谱相联系.二者节日叙事的背后,隐伏的都是强烈的政治暗示.     

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纪念与国民党政治诉求的表达

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最终被国民党制作成"革命先烈纪念日",由一党之纪念日建构为"国定纪念日",纪念仪式亦被固定下来。随着纪念日的确定和纪念仪式的程式化,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根据其政治诉求和时代变化对纪念意义不断作出新的阐释,突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性,塑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政治符号、“双十”纪念与商品推销——以《申报》国庆日商业广告为中心

政治符号是建构国家、群体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民国年间的国庆日《申报》上,广告主将诸如国旗、党旗、双十字、伟人名字或肖像等国家象征符号融入商业广告中,借此唤起广告受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从而达到纪念国庆与商品推销的双重目的。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

历史资源是一个政权实施统治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国民党在争取执政党地位过程中及成为执政党后,一直都非常重视对自身历史的纂与述.为此,专门建立中央党史陈列馆作为党史叙述与展览的空间,以服务于强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建立过程,恰能解析其如何利用近代新型公共空间形式——党史陈列馆的展览,将官修辛亥革命史叙述推向社会各界,以实现其宣传党化教育的目的.辛亥革命史叙述的转化,最能体现国民党利用历史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的塑造,折射出党史陈列馆的政治功能.特别选取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与辛亥革命史叙述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整个国民党党史叙述,是期待更加深入地解读政党、国家权力在展览政治中的作用.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纪念原因及历史作用探析

1949年以来大陆官方对辛亥革命的高规格纪念,作为一种政治仪式,既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也是延续纪念传统,弘扬辛亥志士的精神,表明中共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及传承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需要。通过辛亥革命的国家纪念,诠释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表达、宣传了政府及各党派的主张,弘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构筑了两岸交流的平台,保存和传播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

从北洋派的角度看,辛亥要解决的是国体与政体问题,应称之为变更国体或改革政体。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运用北洋派文武势力以及南方之民气,诱迫清帝逊位将政权和平转移,促成南北统一,维系五族共和,这是北洋派对辛亥最大的贡献。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权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的正统政权,尊重辛亥的禅让性质。北洋派认为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值得纪念的是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北洋派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以及北洋派与建立、维护"共和"之贡献,将"辛亥"与"共和"、"统一"相连结,反对"革命",贬抑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并将10月10日国庆节意义转换,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相结合。国民党则独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连串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不再纪念南北统一与实行共和,"宣布共和纪念日"遂无形取消。     

商业与政治:民国时期的辛亥革命纪念——以《申报》双十节商业广告为例

民国时期,双十节所蕴含的政治性为商业广告提供了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广告主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并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政治权威扩大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达到商业与政治实现双赢的目的。双十节也是民众抒发爱国主义情感、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年度盛会,因此,商家借用这一盛会与民众互动,采用嵌入国旗、双十字、党旗、革命伟人等政治性符号和国家、民族、人民等民族主义话语的商业广告,以恭祝国庆、祝福国家、关怀民族命运、为国家和国民谋福祉等话语为切入点,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让商业信息伴随着政治话语潜入广告受众的大脑中,刺激民众消费欲望,体现出商业广告与双十纪念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汪伪政权与新民会

对汪伪政权的建立及其性质的争论,是中日战争史研究上一个较大的焦点问题,但是,对以汪伪政权为代表的傀儡政权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支配结构的内容和实际状况的研究目前还不够充分,从汪伪政权追求政治独立的角度谈论汪伪政权和新民会关系的专门研究到目前为止更属凤毛麟角。本文旨在对汪伪政权性质的研究提供新的观点,并围绕汪伪政权的成立与华北的特殊性问题,阐述了汪精卫与日方的对立,新民会与东亚联盟间的矛盾与对立,以及汪精卫及其追从者与日本当局及既成亲日政权间的权力斗争,同时有力地论述了以“政治上的独立”形式表现出来的汪精卫政权的建立构想是如何得以进行的,指出最终只能必然导致失败。     

论长征文化的历史启示及其意义

本文提出了"长征文化"这一概念.长征的历史和精神,有关长征的文献或文本,60多年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宣传、纪念活动、学术研究等等,构成了长征文化.长征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长征文化的革命话语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加强党的合法性,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有利于引导公民追求高尚的道德观念.长征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源泉.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广州市数间革命历史纪念馆及博物馆正式开放

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重点地区的广州市,留有许多可资纪念的革命文物及革命历史的地址。除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早已整修开放外,今年国庆纪念前后,经广东省广州市文物保管领导部门修缮或补充新的纪念文物井正式开放的有:曾经指挥英勇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古庙”、“黄花岗     

民国初年宋教仁政治活动平议

<正>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首先应该考虑当时的历史潮流,时代赋予人们的历史使命,然后考察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社会斗争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起了什么作用?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站在正面指导历史前进,还是倒行逆施,阻碍历史发展?评价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活动,自然也应如此.辛亥武昌首义以后,从政治方面考虑,首先是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政权归谁掌握,执行哪个阶级的意志,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斯大林曾经指出:“革命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正确评价宋教仁的政治活动,不宜纠缠于某些枝节,次要问题,而应紧紧抓住政权这个基本问题,考察他在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权中起的作用,并和同时的革命党人比较具有哪些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