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江苏青年学人

杨维中杨维中,1966年生,陕西千阳人,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04CZJ002)。如来藏思想是中国佛学的核心。然而,近代以来的日本和中国佛学研究,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诠释方式之后,对中国所流行的如来藏重要经典产生了怀疑,并且由此形成了“如来藏思想批判”思潮。其实,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反传统阵营,还是日本的“批判佛教”的干将,对于如来藏经典的“疑伪”以及对于“本觉思想”非佛教的判定,都是“言之有自”、“查无实据”的。近代以来针对如来藏经典的反思或“…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与华严哲学

《齐物论释》是章太炎所撰“以佛解庄”之哲学作品,自谓其思想创见为“千载之秘,睹于一曙”。通过章太炎《齐物论释》中对佛教华严宗法界缘起诸教义的阐发与反思的方式,可见章太炎“以己意进退佛说”,其对佛学的态度是试图汲取思想资源来证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同时也可见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濡染了颇深的理性主义色彩。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论僧肇“空”的视野下的宇宙人生

僧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运用大乘佛学中道空观的方法,批驳了魏晋以来玄学对有无关系的解释,以及受玄学影响的佛教内部各派对佛学“空”观的误解,继而以“空”来观照宇宙人生,建构了体用一如、境界工夫合一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     

“本”的意义——试论释道安的佛学思想

道安的佛学思想在极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四世纪中国佛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对佛学的系统性研究是道安的理论风格。本文在解读道安思想时,确立了从上下文脉的逻辑以及尽量借助道安思想关涉的佛教典籍来考证道安所有思想的理解原则,由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受其争论启发,展开了对“本”这个概念的说明,阐明道安在两种佛学含义上使用“本”这一概念：一为“痴”或因缘,二为“泥洹”。两者都是佛学的核心范畴。道安佛学在追求印度佛学本来面目中凸显了生死涅椠问题。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宗喀巴佛学体系的建立

宗喀巴大师最重要的佛学著作都和佛教的经典以及前人的论典分不开,为了研究宗喀巴的佛学思想,就必须对他自己的观点进行剥离,以便对大师的佛学体系进行全面定位。本文从诠释学的角度入手,力图揭示宗喀巴于诠释中所进行的重构,以理清宗喀巴佛学思想中的“己意”与“他意”,尤其是理清宗喀巴与月称佛学思想的关系,使我们能在继承与发展中全面准确地把握宗喀巴的佛学思想。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佛教涅槃思想之演变

涅 般木 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 ,是佛教哲学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佛教时期直到中国的禅宗 ,涅 般木 始终都是佛教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 ,不同时期的佛教及佛教中不同的宗派 ,对这一问题持不同的看法。许多重要的佛学理论问题 ,也围绕着涅 般木 问题而展开。本文旨在对佛教涅 般木 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主要论述小乘佛教内部对涅般木 思想的分歧 ,印度大乘佛教对涅般木 思想的变革 ,以及中国佛教对涅 般木 理论的消化及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高僧到大师:憨山德清的崂山生涯

憨山德清是晚明佛教四大师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德清何时成为佛教大师?有何佛学思想和实践?万历前期,他住锡崂山十二年,完成个人佛学证悟,禅教兼通,尤致意于华严;提倡禅教一致,强调净土念佛,鼓吹三教合一等,佛学思想基本形成,引领中国佛教的前行方向;复兴崂山、北京等地佛教,崂山佛教兴起,成为"东海洋洋佛国";为王臣士庶等信向,明神宗之母李太后成为其俗家弟子,在当时社会有很大影响,从一名高僧成长为晚明佛教大师。     

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

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五蕴论”及其对“无我论”的论证是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佛教既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矛盾态度是对作为宗教的佛教在精神实质上与理智及科学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最终使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不能彻底。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虚大师 ( 1889- 194 7年 )是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他提倡并推行的把佛学和做人统一起来的“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的佛教革新运动 ,致使与“五·四”时期“新青年”人生观相应的“佛化新青年”人生观应运而生 ,也激励后继者努力使人生佛教思想付诸实现人间净土的践行中。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把中国佛教注重人生、积极入世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以其注重践行、契机契理的风格倡导了融大乘精神与“国民性的道德精神”于一体的佛教人生观 ,其流风遗韵普被僧俗两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