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三统”观

目前 ,我们尚无法梗概出当代海外新儒学起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描述并简析海外儒学第三期研究群体如何将“深刻的道统”、“过渡的学统”和“广域的政统”融合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脉络 ,初步形成了如下看法 :当代海外新儒学所作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所谓“政统”的文化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代海外新儒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功能及其式微

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撑的所谓“统”,一是“政统”,一是“道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驯化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正如康熙所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虚玄的、承担“道统”的“师”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现实的、承担“道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士大夫”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势却越来越式微。     

试析董仲舒的和谐思想

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以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和保持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为政治理想,苦苦寻觅君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基本方针和治国方略,力图找到“致治”和“长治”之途,提出了以“大一统”为前提条件,“以德治天下”为主要体现,以“礼制”为根本保证等内容构成的和谐思想,以期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领域消除不和谐的风险源,建立稳定、协调、有序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谐社会。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诸葛亮和吴用的同中之异是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经典小说创作本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层面,诸葛亮是救民为国,一以贯之;吴用是由“图个一世快活”到“扶国安民”,又回归到追求“快活”。在智慧才能层面,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吴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在人生悲剧结局层面,诸葛亮是命运悲剧,吴用则是性格悲剧。由两个典型形象的比较拓展至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而《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政治观

孔子、孟子认为道德重于政治,政治要“以仁为本”,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君主的“德政”,社会秩序就会由乱到稳,从无序到有序;荀子注重的是“礼为法用”,以“礼”约束人的欲望,只有“隆礼重法”,人才能向善、仁义。荀子弥补了孔孟思想中政治弱化的一面,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仁、礼并用以定天下。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治政观虽偏于理想、完美,但在道之崇高与世之污浊的两极中,是在力求找到政治与道德相统一的治政方案。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建构了一套取众家之长的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体系。本文试图以他的“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特殊之道的辩证天道观和新王必“改制作科”的历史发展观作为形而上依据,阐述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船山的道统观

王船山的“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的学术追求集中体现在其“气学”道统观中。王船山以传承“道统”而自任,正是为了等待“治统”的重新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