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政统对道统的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统,与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道统,是一种"政主道从"的关系。政统既需要道统方面的缘饰,又要防止道统势力的壮大,消除其对王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为此,政统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对道统的控制:首先是君主们通过"受命于天"的自我神化,形成对道统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是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对道统进行选择和改造;再次是插手道统的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其内部生态平衡;最后,当统治者认为道统的发展对封建统治形成现实威胁时,会毫不留情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重创。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论董仲舒的政治神学

在过去的研究中 ,学者们从多角度探讨了董仲舒的思想 ,如天人感应论、人性论、灾异论、政治论等等 ,并指出董仲舒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或政治思想体系。关于这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学界通常认为是新儒学。本文从政治神学的角度透视董氏学说 ,认为董氏学说具有政治神学特征 ,即政治学与神学相辅相成。没有政治学 ,其神学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没有神学 ,其政治学就失去了理论上的终极关照。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探略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建立在对“天”与“人”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并以维护君权为最终目的,被赋予了维护国家统一、政治统一,以及维护皇权等方面的含义。它适应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需要,有助于统一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     

论儒学思想核心价值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契合

儒学思想重在对"德性""群体"等价值理性的追求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永久性、独特性时代价值的民族文化形态,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中得以补益自身,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儒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其核心价值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契合,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

作为汉家思想旗帜的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对墨家学说进行过吸收融摄和借鉴发挥,主要表现在天道观、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厘清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墨家思想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秦汉以后墨学思想演变发展的脉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道与势之间──传统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及其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以士人为其载体的道统和以君主为其载体的政统,二千多年来其恩怨纠结难分,作为一种异于政统而又对政统构成制约的力量,道统虽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但其精神不死,风骨永存,在艰难的时势中不断奏响一曲曲灵魂的赞歌,维护、滋养着一个民族不灭的高贵品格和精神风貌。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论董仲舒与管子思想的差异及其成因

管子是齐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是著名的公羊学大师,而公羊学属于齐学系统。因此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吸收、融汇管子的思想是必然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差异,二者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尊崇礼制、民本思想和圣贤观念等几个方面。     

学术的传承与思想的重建——董子的思想系统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的表述,以经典的诠释为其基本的方式.但这种经典的诠释,并非仅仅是一种视经典为单纯历史知识的名物训诂之学.每一时代学术的重心,乃在于其面对经典,继承传统,因任现实的思想性创造.今所谓汉学,其主旨并非专讲考据.董仲舒以<春秋>学为骨干的思想学术系统,其重心亦要在为当时的"大一统"和政治合法性建立一宇宙论的体系,奠定一形上学和超越性的基础.今日儒学研究的总体倾向是侧重其知识性的一面,而对其思想性的现代重构重视不够.儒学因而未能真正参与当代思想理论的创造,失去了它作为中国当代思想的原创性本原和基本理论诠释原则的作用.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中思想建设与历史传统两歧及其知识化的研究方式,亟须改变.     

董仲舒与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五

儒家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儒家政治理想走向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董仲舒是使儒家政治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奠基人,也是使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走上实践之路的开拓者。他构建了汉代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推进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运动。     

商韩法家思想与传统帝政专制

法家是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的建立者与捍卫者,在实际上完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传统中国专制社会的君王权术和官僚体制、整体主义以及帝政经济体制都直接来源于法家。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社会下的“法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法律发生学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它是以帝政专制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生活群体性行为规范,以道德伦理和刑罚手段为制度保障,实现传统专制社会整体秩序。因此法家的本有理论和现实制度并非是本土法制的理论基础,相反是中国现代本土法治的对立面。     

论子思与孟子之思想统续

子思与孟子之间是否存在着师承关系？从孔子到孟子百年间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发生了怎样的变革,又是怎样发生的变革？更确切点说,儒家思想是如何从孔子的人伦日用深化为孟子的哲学悟思,以致被其后的宋代理学援引借用,以成功地应对了时代急需的哲学变革？围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往学者们对子思与孟子之间的师承进行过艰苦的文献学辨析.但仅此是不够的,更切实的还在于对二者之间思想的一致性进行一番考察.但是,由于资料的不足,这一问题一直难有实质性进展.郭店竹简的发现,为我们探寻二者之间思想的转承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从“五行”到“四端”,从“性自命出”到性善论,从“仁内义外”到“仁义内在”,从“抗志”到“民贵君轻”,从“轻心重情”到“尽心知性”,从“反己”、“诚”到“反身而诚”,展现了思、孟之间的思想转承,铺陈了孔、孟百年间思想变革的清晰画卷,进而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思孟学派”的真实性.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逻辑与定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表达和具体形态。从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的综合把握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和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