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人的解放道路的执着的探索者——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这种伟大,不仅表现在他们解剖人的灵魂的功力上,而且表现在他们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对人的解放道路的执着探索精神上。 这种执着的探索精神,既由他们个人的全部生活和创作道路所表明,也渗透在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本文拟以他们的小说创作为中心,观察他们的探索踪迹,并对两人后来走上不同的道路的原因,略作考察。     

鲁迅与高尔基

二十世纪初期,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两颗巨星——鲁迅和高尔基。鲁迅比高尔基晚生十三年,而于1936年先后逝世。他们生活同一时代,都以文艺作武器,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考查这两位文化巨人的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他们的了解。     

在文学与革命之间--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

鲁迅与郭沫若虽然都是留日的"洋学生",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都兼具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并且都是新文坛上的"巨头",是左翼文化战线的"旗帜",但是,他们内在的歧异却远远大于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在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字纠葛之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革命"与"文学"的龃龉,看到现实的"革命"进程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文学事业和文人心态的影响,看到文学被纳入到"革命"进程之中的某些后果,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在"革命"压力下维持文学特性的一些努力;而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前后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革命"这种"权力话语"的效力--它能迫使那些"革命文学家"们不断地修正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要求,并为自己在"革命"进程中获得新的"话语权力".     

“爱的启蒙”——鲁迅与易卜生的比较研究

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围绕"先觉者的爱","遗传与救救孩子","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这些主题,两位作家在"爱的启蒙"方面皆以思想性著称,他们并非只热衷揭露问题,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都怀有盼望并引领方向,爱的主题都贯穿了整个创作生涯。易卜生剧中的爱多是伦理之爱,男女之爱,要拯救的是个体的人。鲁迅呼唤的则是人道主义的爱,无我的爱,要拯救的是民族的灵魂。     

鲁迅和叶紫

在鲁迅一生中,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培育文艺青年的工作上。特别是后期,对那些愿意革命和进步的青年作家,他总是象一个最忠于职守的园丁那样,顶着严霜酷暑,呕心沥血,辛勤灌溉。鲁迅对青年革命作家叶紫的培育,便是他在这方面工作的一部分。鲁迅和叶紫,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叶紫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活动的时候,才不过二十二岁。而鲁迅,却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经过了五十四个冬春。战斗和时代,把这两位经历不同、年龄不同的革命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并肩战斗的时间,只不过两年多一点,但在斗争中所结下的革命情谊却是令人久久难忘的。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野草》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一) 鲁迅的文学活动厂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指出:“那时(指五四时期——引者注)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并还从那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十分推崇契诃夫、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创作,认为他们的作品能使人们对社会和人生作严肃的思考。     

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鲁迅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精神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被称之为民族魂。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变换,人们对于鲁迅精神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出现了杂音,那么鲁迅精神是不是过时了?鲁迅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到底还有没有作用?价值多大?本专栏以"鲁迅精神与现代社会"为讨论专题,目的是唤醒人们重新认识鲁迅及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双重艺术世界与“摩天祭坛”——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之比较

俄罗斯19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当中,受到鲁迅先生尊敬和佩服的,当首推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每每论及俄罗斯大作家时,往往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首位,这决不是偶然的,两位文学巨擎都因以小说描绘人类灵魂而著称,鲁迅对国民魂灵的无情剥脱形成了他的双重艺术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灵魂的残酷拷问建起了他的"摩天祭坛",两人的小说创作都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现实主义.(一)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小说创作都有一个崇高的发端,在鲁迅是为了唤醒沉睡的民众,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做到"国民精神之发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为屈辱的以及人人抛弃的人请命"因此,他们的艺术着眼点始终是"人",是"人"的独立价值,这是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大师相通     

浅谈鲁迅笔下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先生塑造了一系列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生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及现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撞击而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独立的社会追求和人生追求,但他们仍然挣扎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吃人”与“被吃”的社会系统之中,并且暂时还无力改变这个系统。这种特定的境遇使他们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分子,于是在他们身上既具有革命性、斗争性,同时又具有盲目性、妥协性。     

张爱玲小说与鲁迅思想的联系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却是一致的。首先,他们彻底清算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但具体的表现形态不同,鲁迅是高度理性,张爱玲是感性,鲁迅笔下的人物是被吃者,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既是被吃者也是吃人者。其次,他们都能正视妇女在社会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由此所生发出来的社会理想不同,鲁迅是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张爱玲则是无可奈何的适从,并在此基础上,对女性的普遍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挖掘。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继承了鲁迅的思想,而且还发展了鲁迅的思想。     

鲁迅关于创作题材的唯物论观点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对于革命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有一系列精湛的马克思主义论述。重温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澄清在题材问题上被他们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以便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义文主艺。 (一) 鲁迅在论述到文艺创作的题材时,总是根据革命文艺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广大革命人民的精神需要,提倡描写重大题材,希望革命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努力反映革命漩涡中的社会事件,描写“伟大的变动”,揭示社会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     

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解剖人的灵魂的功力,通过三组相对应的人物形象分析,考察了他们小说创作在刻绘人的灵魂方面特点的异同。作者认为,两位作家都善于反映人类的普遍心理特点,都塑造了“精神胜利”的典型,而且工于刻画人物的特异心态,一身而兼任审问者和犯人两种角色,发掘善恶相间的复杂灵魂深处。鲁迅与陀氏不仅写出了灵魂的“深”(复杂性),而且表现了灵魂的“全”(丰富性),因之,他们是世界文坛上比肩而立的“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鲁迅小说的心理描写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鲁迅的白话小说,是作者在经历了多次政治革命失败后,怀着对"方生"的民族"新灵魂"的慎重抉择,开始对"未死"的国民"精神痼疾"的严肃剖析.1918年当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时,就产生过振聋发聩的效果.原因是,它陡然揭穿了素来敬为圣物的孔孟之道,讲究仁义道德的民族,是吃人的民族.不仅压迫者吃人,被压迫者也有意无意的在吃人或帮着吃人.作品透露出觉醒的民族自我观照意识.接着,他在小说创作中,把国人的卑怯、愚昧、麻木、冷漠、无聊、孤寂、颓唐的"灵魂",呈现在读者眼前.产生了对民族灵魂启蒙的巨大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这,简直就是"灵魂"对灵魂的惊醒,"灵魂"对灵魂的教育,"灵魂"对灵魂的暗示和启迪.鲁迅小说中显示"灵魂"之深的特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从美学、社会学、历史     

形同质异,忧愤深广——两篇《狂人日记》比较

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鲁迅在艺术手法上取法于果戈理,因为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国情,面临要解决相似的社会问题,采用了相似的表现手法.但由于他们所处时代、民族不同,阶级、世界观的不同,对当时社会问题剖析深度也不同,在主题开掘上鲁迅的作品更有着巨大的深刻性、广泛性和现实性.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时期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时期,同时也是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时期,并且也是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他们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客体.     

述虚妄绝望拟古今悲凉——浅析《铸剑》中的隐合作者与隐含读者

鲁迅作品<铸剑>取材于古代有关复仇的神话故事,不可回避的复仇主题除了世俗的子为父复仇之外,还包含深层次生命个体灵魂上的复仇,这种理念上的复仇,具有无可奈何的荒诞感与虚无性,从眉问尺到眉间尺的父亲再到黑衣人,这三个人物的复仇精神呈现出逐步深化的现象,借助他们,鲁迅深刻显示他"激昂-绝望-绝望的反抗"的人生哲学,既回答了现实问题,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怀.黑衣人作为真正的复仇之人,他是鲁迅心目中的复仇之神,作为作者心灵写照的对象,黑表人即是本文的隐含作者,他与作者精神中的最核心部分具有一致性.读者要以识别叙述者为突破口,结合作者的创作语境,完成对隐含作者的建构.     

互文视域下的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林冲故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述写林冲故事的相关章节构成互文性关联,这一互文关系不仅建立在文本表层的环境描写和叙事结构上,也根植于文本深层吕纬甫、“我”、林冲以及鲁迅四人的内在联系上。通过《在酒楼上》隐藏的《水浒传》文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个人伤痛的抒发,另一方面也能探寻到鲁迅对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水浒“游勇”的命运影射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酒楼上》的真正主人公“我”最终走上了继续抗争的道路,体现出鲁迅永远革命的斗志。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羁绊

鲁迅是现代中国真正做到严格意义上认识自己的少数哲人之一。鲁迅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他敢于拷问自己的灵魂,他思想理论上激烈的反封建与生活实践中对某些传统的妥协退让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和反省;他承认并不断清除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他从外宇宙和内宇宙的不同层面来解剖自己,用“中间物”的思想为自己定位,咀嚼着痛苦,顽强地承担起人生和历史的责任。鲁迅的伟大源于他对自我的认识和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