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到理想,培根政治思想升华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应该怎样才能过上优良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基础与追求;培根在宦海沉浮历练中,经历了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经验到政治思想的升华,完成了政治角色的转变;通过对政治经验的总结,逐步建构了其政治理想框架;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思想形成的基础和必由之路。     

亚里士多德"净化说"内涵再辨析

"净化说"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之一,它主要是针对悲剧艺术~([1])而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内涵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净化观众观看悲剧时所引起的恐惧和怜悯这两种感性情感,二是通过净化恐惧和怜悯两种情感使得观众在思考之余获得一种理性和知识的快感。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尤其是《诗学》的散佚,使得亚里士多德自己对"净化说"内涵的正面解释无从获知,从而导致后世学者对"净化说"的解释都较为片面。因此,在求真的原则下有必要进一步对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内涵作出一个全面的解读。那么要真正探究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完整意义就必须结合他的情节说、必然律、过失说、动力因等哲学、美学范畴。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探源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启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而"实践"正是这个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实践",也就是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意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和政治行为.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便构成了亚氏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通过对善的思考导向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思考,进而研究统摄一切目的的目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科学.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研究的是善在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实现.伦理学指向道德行为的政治起源,政治学指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和道德目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成.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亚里士多德中庸观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察古可以知今,鉴人可以益己。借鉴中外历史上著名思想家关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尤其是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道","中道"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庸观中包含的社会和谐思想,从历史上看是空幻的,但也包含相当多的合理成分。借鉴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观,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相当的借鉴启发作用。文章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观,对其对和谐社会的借鉴启发作用作了探讨。     

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友谊与共同体:论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中的共同体观念

亚里士多德赋予philia(友谊)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立法者也重视友谊胜过公正"。然而,亚里士多德的philia是一个具有系列家族相似内涵的复杂概念。中西诠释者大多从个体的角度理解其以"朋友是另一个自身"为核心观念的友谊理论,而忽略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在共同体的背景下论述友谊。亚里士多德在以完善的友谊引领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友谊的同时,也关注如何避免不完善友谊带来的诸如问题,从而兼顾了各类共同体存续的底线。从共同体及其背后的公共善的角度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对建设具有伦理内涵的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伊壁鸠鲁"偏离政治"的政治哲学

伊壁鸠鲁哲学是在城邦的废墟上建立的.伊壁鸠鲁采取区分自然本性和人为习俗的思维范式,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习俗性的,是外在的必然性,而"偏离政治"、避开痛苦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个人自由的表现.伊壁鸠鲁哲学曾长期被排除于政治哲学的谱系之外,本文力图呈现它的政治意蕴,阐明它是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理路和价值观念的颠倒.     

中西美学中的物感说与摹仿说

文学艺术是怎样产生的呢?历来众说纷纭。然而,雄霸西方数千年的说法,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雄霸中国数千年的说法,是儒家学派的物感说。以下试对二者作些说明和分析比较。关于物感说与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美学名著《诗学》里指出:“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     

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亚里士多德中庸观及其现代启示

在古希腊的传统思想观念中,中庸之道无论对科学、技术还是艺术或者对思想、情感和行为,都是最理想的方式方法。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直接继承古希腊这一传统思想,他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同时,根据当时社会状况,对中庸思想在理论上作出论证,并作为一项准则在伦理学、美学、政治等各个领域里加以使用。应当说,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伦理观作为一种对于人的情感和行为的道德指南,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城邦优先于个体论”的共同体主义阐释

城邦是否先于个体和家庭,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做出阐释,但他们的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根据共同体主义的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个体是由他们所属的共同体创造的,每个人都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塑造,个人依赖共同体获得道德、自我同一性以及自我价值。     

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

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柏拉图把灵魂看作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通过灵魂论证理念的存在,而且使人获得对理念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反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但把灵魂提到原因、本体、本质、形式、现实的高度,灵魂还是优于高于肉体。柏拉图将感觉排除于灵魂之外,提出“灵魂三部分”之说,强调理性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坚持思维与感觉是灵魂的两种不同的功能(能力),两者与对象的形式同一,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更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乃至永恒不朽的主动理性;柏拉图(以正义论为核心)和亚里士多德(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虽然内容各异,但均根植于人的灵魂的本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所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刍议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中产阶级奴隶主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作"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推动了西方国家学说史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问题原理,包括什么是国家、国家的类型等。研究这一著作,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古代国家学说。通过探讨亚里士多德国家观学说的基本观点,对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作简要评述。     

平等: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一开始就说到:"每个国家都是某种共同体,每个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类总是为了获得他们认为是善的东西而行动.但是,如果一切共同体都旨在追求某种善,那么,国家作为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在最大的程度上它的目的在于追求至善."①     

善治视域下幸福国家的构建

正"幸福"一词在《辞海》中解释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幸福是名词,也是形容词,是指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向往的人生终极目标。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伦理学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指导人们达到幸福的境界。在他看来,"幸福是     

西方哲学美学中的实体形式观念

实体形式肇始于西方第一位形式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形式"语义"家族中的重要一员.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分为审美意义上的形式(美在和谐)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形式质料说).托马斯·阿奎那总结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形式观念,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念为基础,阐述了美的三要素(完整、比例、鲜明)说;现代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吉尔松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念,并且从存在论(最高的存在即上帝、纯形式)上论证了包括美和艺术在内的整个世界.     

在自然与历史之间:“自然状态”与现代政治理解的历史化

自19世纪起,现代政治思想开始将政治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与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政治的动物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大相径庭。在政治历史化的过程中,现代自然法学说的"自然状态"概念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霍布斯理解的"自然状态",是人性在没有政治社会时所处的状态,是一种人无法生活在其中的自相矛盾的处境。普芬多夫在修正霍布斯的概念,提出前文明的自然状态时,开始将人类从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过渡理解为一种演进的过程。卢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提出批评,将"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分解为原始状态与社会状态两种处境,并将人从自然手中逐渐败坏的社会进程作为分析政治社会的基本路径。这一思想,最终在康德那里,转变为世界公民视野中的普遍历史观念。     

浅谈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

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是西方文论史的萌芽范型,是影响欧洲文论史最久的艺术观念,雄霸了两千年之久。柏拉图虽然不是首创者,但是他深刻阐发了"摹仿说"的深义。而亚里士多德则奠定了"摹仿说"在文论史上的宗祖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及其当代启示

友爱伦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在人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作为最完满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朋友如何能够成为"另一自我":从自爱到友爱,友爱从自身的德性达到了对他人的德性;"与他人同生者",在现实共同生活中友爱使幸福更完满。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