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得精英群体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主轴的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化。     

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

"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加之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笼络,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胡适最初的"主和",鼓吹与日本"直接交涉",表面看与汪精卫一致,其实他们之间在外交理念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就胡适自身言,"战"与"和"也有个"内"与"外"的差异以及内心的纠结。而看上去与胡适并不投缘的蒋介石,却采纳了胡适的部分建议,但部分采纳并不能满足胡适的期望。这亦折射出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体制内官员与体制外知识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胡适面对国难的复杂心态。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时代公论》知识分子对“五五宪草”的舆论支持——以《时代公论》为中心

《时代公论》作者群是国民党知识子分的典型代表,在30年代"五五宪草"起草的过程中,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赞成建立三民主义性质之宪法,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要求宪法赋予总统及行政院独裁之权限,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呼吁宪法弱化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之权限。《时代公论》作者群对"五五宪草"的支持体现出了国民党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与其言论主张的吻合。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道统思潮

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新道统思潮.其本质,是国民党的党化主义政治宣传.所谓新道统,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体系.树立三民主义思想道统,是国民党人从20年代就开始采用的政治策略,抗战爆发以后,愈益加紧实行.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责备"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重申:"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次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大会宣言表示:"中国以立国的基本精神而谕,自有三民主义最高信仰,惟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决不曲意诡随,以自丧其所守".大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呼吁"捐     

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以东大和清华为例

1910年代北大已草创了现代中国的学科基础,但其在1920年代初＂五四＂落潮后明显衰退,所幸知识界并未就此停滞：此时大批学人南下,东南大学迅速崛起,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基本体系;1925年,东大日乱,大批名流北上,清华因之顿然勃兴,并很快促成中国现代学术的格局基本成型,形成了一批原创性的文化精品。低迷有年的北大,在1931年蒋梦麟、胡适主校后亦得再起。至1930年代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基本实现。由于东大和清华的带动,南北两个名校群先后出现,若干所高水平大学开始初具国际影响。这是个＂学术现代化＂的过程,亦是中国知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中国学术团队纵深嬗变的过程。它得力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得力于坚实的人才储备,得力于高效的人才流动。而这流动,又得力于优良的大学制度,得力于宽松的民政制度,还得力于那批横跨政学两界的＂两栖人＂。这一＂南北问题＂是现代中国知识界南北互动的典型写照。此问题异常繁复。其过程与中国留学生的归国浪潮基本吻合,并尤其受益于千余名庚款生。后者使得南北大学在1920年代全面崛起,促成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中国知识共同体的成长。抗战胜利后,社会政治的鼎革促使其瓦解,南北问题遽尔终结。     

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

本文将清华哲学系的新实在论派定义为狭义的清华学派,而将20—40年代清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观为特征的学术文化思潮定义为广义的清华学派。作者阐述了这一思潮在王国维的“贯通法”、陈寅恪的“历史阐释学”、吴宓的理想主义与新人文主义、潘光旦对传统人文资源加以开掘的社会学、以及这一学派的“接着讲”和“释古”主张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否定了将吴宓与陈寅恪匡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整个清华学派的实质是文化改良主义,强调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中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试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缘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危机.国民党内部、国共之间矛盾重重,战争不断,中日之战亦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抛出并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政外交政策.对此政策,史学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然而对政策提出的缘由,却鲜有论述.笔者对此试做探讨,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蒋廷黻与“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历史学派"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相似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在"清华历史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蒋廷黻在立言著述和治系行政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历史学派"和蒋廷黻之间的良性互动,缘起于诸多深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接续传承"清华历史学派"的学术精神,对于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及参考价值。     

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

1920年代之初,国共两党提出"打倒军阀"口号之后,契合了当时以"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时代潮流,国民党人通过建立"党军"体制等方式以区别"军阀"的努力在北伐初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社会舆论以及时人观感中确立了自身优于"军阀"的正面形象。然而,北伐进程的迅速深入导致时局急遽分化,敌我之间的区分愈发模糊,国民党自身的工作不能及时跟进,"党军"迅速"军阀"化。"旧军阀"被打倒之后,在国共之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蒋介石被不同的政治对手共同指认为"新军阀","打倒军阀"口号的有效性开始消解。     

改编的精英化转向与电影精英意识建构——精英文化语境下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改编电影

20世纪80年代文学改编电影的精英化表征,契合了 1978年后内地文化精英化转向的总体趋势.这一时期,众多的电影人热衷于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其中既有对经典文学文本的改编,也有对"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的改编..改编电影中,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群体的银幕展示,标示着精英群体再次走向时代前台;对爱情与青春题材的改编,彰显着这时期人性复归思潮的文化力量;而"文化寻根"和"文化重建"语境下的改编电影,则成为这时期文化精英群体寻找与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影像表达.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精英化意识,不仅深远影响了"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还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继续发挥着精神余热.     

重铸国魂:20世纪初知识人对国魂的新思考

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国魂"是一个热门词语。知识人认为国魂有新旧之别,作为被正式使用的词语和被广泛论述的话语,国魂先于民族精神、国民性而被时人接受,但与民族精神、国民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契机,学人的国魂论述是因应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积极探索,是"不欲为亡国之民"的政治吁求之中精神层面的构建,是近代国人探索救亡图存的历程中向深层迈进的表征之一。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的原因

历史学院朱洪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废之争及其现代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一文指出,20年代中后期,为改变清华"美国化"的社会形象,因应知识界提升中国教育水平的强烈呼声,清华当局决计改办大学,并创设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延揽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和李济等著名学者入院执教,一度盛况空前,却很快地宣告停办。其深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四十年代的中英香港问题交涉

1942—43年,国民党政府曾试图利用签订中英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机.收回新界租借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围绕香港受降问题,中英之间又开展一次斗争。但由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顽固与蛮横以及美国在关键时刻的背约,也由于国民党集团的软弱妥协及其特殊的政治需要,四十年代的两次交涉未能使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蒋介石与国难之际高等教育之走向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秉持"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蒋介石三民主义儒学化思想体系逐渐成熟之后,以训育为核心的教育实践成为其贯彻三民主义的重要手段。"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作为国难时期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训育与统制是其关键。抗战时期,蒋介石通过军事化、训导制、大学党团化等方式强化对高等教育的统制。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哲学为体、科学为用"的思想为指导,一面提倡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展开高等教育"中国化"的改革,一面将科学增进国力视为强国之道,鼓励实科发展。"教育统制"成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催化剂,"中国化"的理想被贴上"复古"与统制手段的标签,却遗留下如何平衡中国化与科学化这一不可回避的时代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