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

现代性已成为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对待西方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哲学话语,主要体现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从社会批判和理性建构两个维度构筑了所谓“现代性的病理学”。尽管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在现代性批判问题上有着差异,但他们共同铸造的现代理性批判却以其普遍性特征,弥漫日常生活,昭示着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基于交往的意识形态批判 --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解析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使技术与科学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基于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展开了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认为,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又体现了其局限性的特征.     

理性与认知合理性

西方哲学在知识的合理性评价问题上所提出的"理性"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理性"作为知识的合理性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最为主要的.然而,当基督宗教依照这种标准建构自身的合理性认知体系并评价其知识地位的时候,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其结果是导致了"理性"含义的重新界定,并在当代的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引发了富于戏剧性的争论.     

论批判合理性

作为文化价值的“合理性”意指:(1)由规则支配的;(2)系统的或成体系的;(3)根据某种理由是可理解的和正当的;(4)由理智调控的。在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合理性类型,一种是实证合理性,一种是批判合理性。在西方现代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把合理性看成证据与理论之间的逻辑辩护关系,对于这种辩护关系来说唯一需要的是实证理性,而不是批判理性。实证主义泛滥导致理性丧失了原本的批判精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合理性哲学的凸显及其当代价值——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

合理性哲学的凸显既是对中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历史性批判,也是对理性的发展历史和作用功能的批判性反思.合理性问题的凸显标志着哲学研究对象的转移,哲学提问方式从"是什么"到"应如何"的变换,以及哲学研究向度从永恒理性的追求到历史理性的探究的改变.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福柯与理性批判哲学

本文认为,启蒙运动的最大精神力量不在于抛弃了信仰,而在于确立了一种真正基于宗教之上的绝对不变的理性的信念。福柯继承了由尼采开创和海德格尔追寻的理性批判传统,关注并批判了启蒙运动的消极影响。作者通过对福柯与康德、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理性批判问题上的共识与歧见的分析,肯定了福柯理性批判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明确拒绝“启蒙运动的敲诈”,即你要么接受合理性,要么陷于非理性的泥潭,这种非此即被的二元思维方式,并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认识、思想和现实活动都包含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因素,它们各有其功能,其价值体现于二者的相互弥补。文章还评价了哈贝马斯—福柯争论的理论实质,认为福柯批判理性,并不是为了否定理性,而是要提醒人们关注理性膨胀的恶果。     

说价值理性

科学概念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成对儿出现,此所谓"对待范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对而言,也是一对儿。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在他那里,工具理性亦即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亦即人文理性。韦伯把人们的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两类,合理性行为又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工     

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启蒙观念及其与批判哲学的关系 ,分析了理性“成熟”之含义 ,认为 ,一方面 ,理性须得“不依靠他者”运用自己的理智来认知世界 ,另一方面 ,须区分各种层面的“权限” ,强调在“公众”层面理性的不受限制性 ;这样 ,“成熟”、“启蒙”的理性就具有“现实性” ,而不是“抽象”的形式。“界限”观念的提出 ,同样使以“理性”为准则的哲学不再是抽象形式 ,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认知”体系 ,从这个角度 ,可以加深理解康德“批判哲学”所做的“划定界限—领域”工作之哲学意义。     

理性的社会病理学——论批判理论的思想遗产

随着时代变迁,法兰克福学派第一和第二代理论家们所进行的批判理论工作似乎过时了。但实际上,对于当今的社会批判领域来说,这一工作中三个相互联系着的环节依然是值得继承的,它们分别是合理普遍者的规范性主旨、理性社会病理学的理念和解放兴趣的概念。合理普遍者观念最初来自于黑格尔,在批判理论中它被理解为完好的社会性形式的保证和人的不变的行为方式的潜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丧失了这种合理普遍者即社会合理性,社会病理学发生了,这一结论由以得出的解释框架,来自于卢卡奇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结合。为了克服社会病理学,重新建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批判理论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形成了指向理性的解放兴趣概念。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正向批判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都有各自的交往理论,只是认知定位不同,后者是生产关系,而前者是交往关系。而形成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形成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体现出的是一种正向的批判关系,即承认其内在的现代性机理的前提下,将交往从劳动领域移至生活领域,将交往内涵的中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移至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是一种逻辑的延伸和批判性拓展。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正向批判关系。     

理性的批判如何可能

理性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乃是依据理想或理念的尺度来展开的,而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性则是理性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理性的批判也是人类理性依据自身的先验原则,通过寻求普遍性的理性法则,来为人类自身建立法度,从而展示其力量;理性的批判还是人类自身二重性的反映,人类自身的这种特性使人在崇高与卑贱之间来回摇摆,并最终寻求崇高来实现自身价值。这也是理性批判的另一个原因。     

交往理性视阈中的价值共识

哈贝马斯设计的交往理性具有非先验性、包容性、相互理解取向性三大特征,它用交互主体理论框架取代主客体二元对立理论框架,展示了反思现代性的独特方法论.这些方法论中所阐发的生活世界合理性、交往主体的平等相关性和交往行动的和谐互动性等理念和思想,为达致中国当代社会多元分化态势中的价值共识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向度.     

理性的批判与重建——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

近代以来的意识哲学因其对立式思维和工具理性而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进而招致来自方方面面的批判,但由于未能理解意识哲学的本质,这些批判仅仅形成了批判与解构理性的喧嚣话语,却未能从根本上走出意识哲学的桎梏.哈贝马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重构式的科学"即普遍语用学,确定了互动交往中的基础规则,使理性重新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哲学范式转换,为走出意识哲学的"铁笼"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     

论人文理性

本文提出人文理性是认知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总称。人文理性是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中间环节 ,是人们认知、批判、选择和创造人文价值观的能力。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科学合理性的逻辑进路

本文对科学合理性的工具理性传统作了疏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新实在论、后哲学文化等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探索的逻辑进路的分析,发现当下主流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出的唯科学论与反科学论两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争论的实质,并非简单地消解科学理性,而是试图重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即由纯粹的客观理性、简单的工具理性,向客观理性、工具性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相协调的综合理性方向挺进,从而呈现科技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的相得益彰.     

合理性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建构

在西方社会,合理性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合乎自然理性到合乎科技理性再到合乎交往理性的历史演变过程。合理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反思科技理性的主题话语,应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指向性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在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