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中的贵族婚恋诗透视西周礼制

《诗经》中许多描写贵族婚恋的诗篇从多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期婚姻的礼制。通过探究《诗经》中诗篇所反映的婚姻礼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配六礼,家人的赞美、祝福等可知当时贵族婚姻礼制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论上古乐奏形态与《诗经》兴体之原始关联

本文从曾侯乙墓鸳鸯盒乐舞图入手,分析上古时代的乐奏形态.从乐官装扮、造型及音声模写等方面都体现了图腾艺术的本质特点,即艺术仿生性.作为<诗经>艺术手段的"兴"实际来源于上古乐官文化的兴祭仪式,通过交响性质的"大合乐"召唤神灵、营造神人以和的氛围.随着兴祭原始宗教色彩的淡去,凝固为<周礼>所说的"乐语"和<诗经>的表现手法.     

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诗经·周颂》中有关礼仪的诗篇 ,着重分析了其中创作于西周最早的诗章 ,认为这些诗实际上是在一种仪式中被集体庆祝者唱颂过的祷告诗 ,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不能脱离这种礼仪 ;又分析了一些大约创作于西周中期的诗篇 ,认为这些诗描写了一种不同的礼仪 ,即由专职祭师在群众宾客面前进行演唱。从《周颂》的这两种诗中 ,可以看出诗歌表现形式与礼仪表演这种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相分离的平行演进 ,即从合唱到诗人与观众相分离。以这种分离为起点 ,中国诗歌从“颂”的领域发展到了真正的文学的领域。     

《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谫论

空间作为一种有效介入文本叙事进程的手段,已在《诗经》农祭乐歌中运用实践.依托农祭仪式在实际场合的搬演流动,乐歌通过钩稽农祭仪式的意义关联事项,记录构拟出一系列可辨识感知的地理空间、精神空间等文学性空间,叙事空间遂之生成.由此,《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可分为豳地风俗直叙下的原始粗犷空间,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肃穆空间,...     

关于《诗经》的编者——与许廷桂先生商榷

文章就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许说《诗经》系“宣王肇始,平王编成”缺乏依据。《诗经》中为数不少的作品,分明产生在平王之后,孔子补编亦难自圆其说;“季札观乐”对史料有拣择、虚拟,不能据此认定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诗》的定本而否定孔子删《诗》。许说《诗》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也与史实不合。我国古代音乐发达很早,并非长期与诗、舞纠结而存在,《诗》被采合乐只是其中部分篇什。     

思妇诗中的中国文化--浅析《诗经》思妇诗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求善”为目的的道德型文化和以“求治”为目的的政治型文化。其政治理想是稳定 ,哲学理想是中和。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文以载道。这种以“入世”为主导的儒家文化和以“出世”为主导的道、佛思想互补而形成的独特的东方文化精神 ,必然会影响文学创作并积淀、渗透其间。这种影响最早显见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试论祭礼与《诗经》中的祭祀诗

在古代政治活动中,祭祀成为无与伦比的重大事件。祭天之礼是王朝大典,一直受宗周统治者的重视,祭祀作为古礼的最重要的来源,从根本上奠定了我们处理天人、人人关系的基本观念然和思想。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原则。祭祀诗的出现与宗教观念和祭祀制度密不可分,祭祀诗是人类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祭祀诗的具体内容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完全是由宗教观念的特点和祭祀活动的地位所决定。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祭祀诗都包括在《诗经》中,可以从祭礼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祭礼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研究这部分诗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     

《诗经》中亲情诗的人伦意蕴与儒家伦理的关联

孔子"删《诗》《书》"及以"《诗》"为教材教授弟子,后世儒家文献也常常引《诗》佐证自己的观点,说明《诗经》与儒家关系密切,特别是《诗经》中具有人伦意蕴的亲情诗与儒家血缘伦理之间相互激发;《诗经》亲情诗从人类学角度显现亲情在人类生存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内在规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孔子及其儒家对人性人情的思考与重视,而孔子及其儒家对《诗经》中亲情诗的诠释使其人伦意义更加鲜明。     

原始与神秘--休斯的诗《子宫口考试》赏析

本文通过对<子宫口考试>下简称为<子>)内容的介绍,分析了该诗作者赋予该诗的主要以原始(主义)为转喻和以神秘(主义)为隐喻的丰富的审美信息.     

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转向

在先秦,音乐是礼的仪式的一部分,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音乐教育的目的主要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秦汉以后,音乐失去了鲜明的政治意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音乐教育也随之转向。     

唐代乐舞文化与乐舞诗综论

唐代文化气势恢宏昂扬,内容博大精深,而诗歌和乐舞尤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收并蓄的文化促使唐代宫廷乐舞诗、西域乐舞诗、边塞乐舞诗及游宴乐舞诗盛极一时,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文人雅士,观舞赋诗蔚然成风。双峰合壁的乐舞诗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视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德彪西调技法研究

克劳德·德彪西是世纪之交欧洲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由于德彪西的音乐十分强调个人的感性体验,因此,他的音乐创作往往是遵循自己的感觉规律、根据色彩学原理、重视丰富细致的音色变化和感官"印象"的结果。尤其是在他的调式、调性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音响色彩艺术特征、个性化的美学理念以及对音乐创作技术的大胆革新,成为更深一层认知、分析德彪西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左传》鲁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言其志。与它国相比鲁人赋诗最多,他们把赋诗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交流手段,其用诗方法更加成熟。赋诗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鲁人赋诗的昌盛昭示着其礼乐文化的发达程度,“周礼尽在鲁矣”同时又是鲁人赋诗兴盛的重要基础。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

周代统治者编《诗》是对原始乐歌文化教化机制的发展应用。在西周礼乐盛世,《诗》乐章演绎了礼义。春秋时代礼仪崩坏,礼义失去所赖以附丽的礼乐仪式,但礼义已凝结为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诗》词章成为蕴涵礼义的文化元典。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满族民歌"三"的音乐现象研究

黑龙江满族民歌中普遍存在着与"三"这个数字有关的现象,如三个乐节、三个乐句、三个乐段、大三度、小三度、三拍子歌腔以及歌词中经常出现的三个字、三句话等等.采用整体性的分析方法,追寻"三"这个数字同黑龙江满族整个历史、文化、风俗、神话、民族习惯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对满族民俗文化进行整体考察,探寻满族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理性精神"三"的文化意义之所在,可以说明满族这个民族"理所当然"的审美心理定势和满族独特的文化心理表现方式.     

生产与意识形态批判——析阿多诺新音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学(哲学)批判,其特殊性在于他是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分析了作为文化生产的音乐。在阿多诺那里,作为精神生产的音乐文化的出发点仍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文化社会学(哲学)批判不能与社会现实分离开来,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阿多诺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音乐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一是音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二是音乐商品的生产、再生产、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分,因此既不能把握住新音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的核心范式,也未能理解阿多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论述。     

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古代诗词中黄昏意象赏析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许多多的意象描绘 ,如 :明月、高楼、秋千、芳草等 ;黄昏意象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符号 ,内蕴是丰富深刻的 ,积淀、丰富了千古文人的审美情趣。诗人们“以情观物”、“寓情于景” ,即将诗人之情投入自然之景 ,使自然之景融会诗人之情 ,在心境与物境的交融中 ,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透过黄昏意象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们丰富、凝重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