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率表述及计算公式的一点质疑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研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要研究积累问题,必须首先搞清积累率问题。马克思说:“在积累中,首先要考查的,是积累的比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88页)只有弄清积累率的问题,才能对积累进行定量分析和科学预算。 积累的比率即积累率,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指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在全部剩余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思想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明确表述出来的。该卷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马克思用公式来说明积累,其中所举两个例子,均假定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被积累,马克思说,在这种情况下,第Ⅰ部类的积累率=1/2mⅠ。如果用公式来表述马克思给积累率这一概念下的定义,则为:J(积累率)     

社会主义积累率新考

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使我们对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得多了。不过,怎样合理地确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还有待于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说:“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①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讨,试图寻找出一个最佳积累率。然而,要找出一个最佳积累率,必须首先有一个科学的积累率概念。笔者认为,总结历史的教训,对社会主义的积累率概念重新进行考察,是很必要的。     

有计划地实行最优积累率

近年以来,关于积累率的最优化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并在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中间引起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实践证明,积累率的最优与否,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而有计划地实行最优积累率,对稳步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拙著《论最优积累率》是一个尝试,试图以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为依据,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中亟待解决的最优积累率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但是,只因篇幅有限,在那里并没有谈到在研讨最优积累率课题时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同时对一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成果也没有作出系统的介绍和评述。所以,本文准备以充实这些内容为主,作为该文的续篇供大家讨论。     

论社会主义适度积累率的确定

适度积累率的确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能否确定出一个适度的积累率,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积累率指的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在全部剩余价值额中所占的比重。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积累率指的则是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劳动生产率、技术构成、产品构成、国民收入、积累量、甚至于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状况和国家的政治任务等。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抛开其他因素,经济发展速度同积累量是直接相关的,而积累量则取决于积累率和国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已定的条件下,积累率越低,积累量就越     

关于山东省积累率问题的探讨

<正> 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总值,补偿了生产过程中原材物料、动力等物化劳动的价值后,纯属劳动者活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叫做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使用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就是积累率。这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积累率是否适当,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协调地发展。下面就山东省积累率问题谈些看法。三十年来,我省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是逐步提高的趋势。自1953年开始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到1979年的二十六年中,全省平均积累率为25.6%,其中25%以上的有十三年,不     

谈谈积累率的客观依据

要使我国国民经济获得良性循环,积累率应该保持在什么水平上?这是当前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鉴于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积累率一般都在25％以下,因此许多同志都认为积累率应以25％为佳。然而,应该承认,这仅是一个经验数字,没     

试论积累使用效果和积累率的关系

<正> 根据我国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探讨把过高的积累率逐步降下来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走出一条投资比较少、经济效益比较好,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路子,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合理、适当的积累率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而经济效益能否真正提高,关键在于能否提高积累使用效果。所以,在研究确定合理的积累率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积累使用效果以及积累使用效果和积累率的关系问题。     

关于积累率选择问题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积累与消费的平衡是顺利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之一,因此,选择适宜的积累率,关系甚大。在过去的一些年头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致使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从而导致了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失调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对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公式的探讨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都采用《资本论》中数学公式说明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与实现条件,但对于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公式的提法却稍有不同,有的书上只提一个公式:Ⅰ(Ⅴ+m)〉ⅡC。从数学上和经济学的意义上     

论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

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虽然人们在许多学科领域对灾害进行了研究,但把灾害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却不多。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了“灾害经济学”的问题,我们国内也有些同志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熟悉和了解这一学科的人还不多。1986年上海出了一本《外国经济与管理》的书,其中附有《当代经济科学名词集锦》,列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等143门经济学科,却没有“灾害经济学”这个名词。在科学的殿堂里,这门刚兴起的学科目前虽然尚未占有自己的位置,但由于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如唐山大地震、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那样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因而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关于按需分配原则的思考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这个末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济广同志在《江汉论坛》1989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吗?”(以下简称李文)提出要对按需分配“重新考虑”。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对李文所述观点的看法。     

关于经济学应用数学问题的讨论

经济学与数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学科性质都是互不相同的,但经济学与数学又有着不解之缘。与此同时,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语言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很有必要对经济学要不要用数学和经济学为什么用数学以及经济学怎样用数学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也谈概念反映什么——兼谈“虚概念”的真假及其内涵与外延

概念反映什么?李先焜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概念反映什么?》一文,对这个原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但细读李文,它所论述的问题,却是“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问题,即“概念反映什么的什么”的问题。我们以为在解决“概念反映什么的     

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阿马蒂亚·森的启示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是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随着经济学日益技术化、公理化和科学化,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逐步丧失了道德伦理视野。然而,经济学要对现实问题真正作出思考和解释,依然不得不深入经济学公式背后的伦理问题。在经济学日益疏远伦理学的思潮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却掀起了一场复兴经济学与伦理学联盟、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革命”。他强调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双向性,主张在重新宽泛理解经济学的基础上,“恢复”经济学内在拥有的“人的层面”和“社会层面”。     

《手稿》研究的回归与突破——《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评介

马克思《1 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与阐释 ,在2 0世纪可谓一门“显学”,然而 ,真正从经济学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却寥寥无几。令人欣喜的是 ,世纪之交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异化的扬弃——〈1 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一书 ,为我们从经济学哲学角度解读《手稿》,提供了可能。这是一部标志我国学者研究《手稿》最新进展的学术著作。作者夏之放教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异化问题 ,通过细致的辨析和严密的论证 ,展开异化的扬弃这一主题 ,并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和阐释。作者认为 ,马克思提出异化及其扬弃是针对现实的革命和未来的…     

福利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及其与马克思制度理论的比较

我们基于下述理由研究福利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首先 ,福利经济学采用规范分析的手法 ,涉及价值判断 ,没有多少实证分析 ,基本上不采用数学、边际增量的研究方法 ,力求说明“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这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其次 ,福利经济学家是应用价值判断来分析和评价“制度”的 ,诸如资源配置的制度 (机制 )、收入分配制度 ,等等 ,带有很强的心理学、伦理学、法学色彩 ,这种看法也基本符合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概念的界定 ;最后 ,福利经济学家主张的政策措施 ,本身就是一种制度。阐述福利经济学对制度的看法并将其与马克思的制度理论进行比较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自然人化的理论探微——与蔡仪同志商榷

蔡仪同志在1982年第3、4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文章《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探》,(简称《再探》)。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对深入讨论《手稿》中的理论问题是有好处的。不过,我对该文中的某些论点还有一些疑问与异见,愿意提出来请蔡仪同志教正。     

从爱尔维修到马克思:如何正确理解“利益规律”——敬答李宏同志的《“利益规律”质疑》

李宏同志的《“利益规律”质疑》一文的发表,相信会引起人们对“利益规律”的关注,并推动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因此本人对李宏同志的文章表示热烈的欢迎。李宏同志的文章(下面简称“李文”),分析发微,材料丰富,并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进行论证,读了感受颇深。不过令我迷惑不解的是,李文并没有按照题目的要求,正面讨论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利益规律,却绕过这个带有根本性和实质性的问题,仅仅对我文中顺便提到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及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经济分析史》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切入,呈现的是熊彼特1943年手稿中对“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这一问题的扼要探索。1949年熊彼特以《科学与意识形态》为题,对1943年手稿中提出的问题做展开论述,他在赞许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偏见”问题作出探讨。熊彼特把经济科学中存在的“研究事实或推进研究的工具”和基于“道德和文化视域评估事实”两个方面要求,看作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源;把技术进步和分析工具运用中的价值偏好和伦理道德,看作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提出在“科学审视过程”中,消除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见”。他还对马克思经济学结构中意识形态要素和作用作出分析。文章对熊彼特关于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观点做系统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