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都市区治理:从传统区域主义走向新区域主义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如何有效治理大都市区的政府碎片化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过程中,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是两种重要的治理思潮,并在政府跨界治理决策和政府体制改革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探讨了传统区域主义思想的内涵,新区域主义的起因、主要特征及其治理实践响应、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认为尽管新区域主义受到一定的青睐,其发展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在具体的治理模式选择中,既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精髓,又要注重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改造,构建多样多层跨界治理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致力于综合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理论,为对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分析提供更完备的理论基础,为此,它吸收但又改造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与压抑理论,接受但又弱化了弗洛伊德的心理主义——生物主义的解释取向和原则。经由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吸收与改造,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网络空间的社会文化意涵——从比较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文化的冲撞

已有的网络空间研究较多集中于后现代主义或制度主义的视角之中.而从比较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社区及其人际互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建构,本质上与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之"自我本位"的"团体格局"有着内在契合性,即是对自由主义亲密关系与社群主义组织模式的进一步放大,这就与中国社会"人缘取向"文化之"关系本位"的"差序格局"存在着相当的紧张断裂性.因此,网络空间的兴起对不同社会文化而言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意涵.     

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嬗变与“日本式经营”

日本集团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在近代表现为家族主义国家观,成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的重要工具;在现代表现为皇国主义国家观,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发动侵略战争;在战后则表现为"日本式经营",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梁启超和章太炎的“亚洲主义”论述——从回应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视角

在晚清至民初时期中国处于相对衰弱地位的背景下,梁启超和章太炎以明治维新为蓝本,肩负了探索中国近代革命道路的民族使命,从被压迫民族立场对已经兴起的近代日本亚洲主义进行回应,阐述了独自的"亚洲主义"言说。他们都认识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为抗拒西方的殖民侵略,在主张亚洲国家"互相联合"对抗西方的同时,实质上又包藏对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国家行使霸权主义的野心,揭示了这种日本型"亚洲主义"的欺瞒性。本文以考察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态度,以及梁启超和章太炎对明治时期盛行的"人种论亚洲主义"所作出的批判性反思为线索,指出他们当时基本态度,即对明治维新成功的钦佩和"同文同种""唇齿相依"论的亲近感。他们开始对日本的"亚洲主义"有过认同,但心情、思路和愿望却与之大不相同,他们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反应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期待、认同到警惕、批判的过程。特别是章太炎组织发起的"亚洲和亲会"及其言论,超越了明治时期"人种论亚洲主义"的藩篱,排斥了日本"亚洲主义"的扩张主义性格,是当今思考"亚洲"以及"亚洲共同体"概念的贵重思想资源。     

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

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地区的"商联会"及"商总联会"是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以商业街区为基本活动范围的新型经济地域性商入团体,它突破了既往同乡会、行会等旧式商人组织的乡缘、业缘限制,在五四运动、争取租界市民权运动、五卅运动等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组织动员作用,成为民初上海地区与总商会、商业公团联合会等组织鼎足而立的团体.     

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及其走向

在评述新时期文学时,人们常常只把现实主义作为主潮,而忽视了浪漫主义的存在,其实,这是极不公正的.现实主义固然在新时期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个阶段,后来由于作家执著于生活的本真还原,衍生出了"新写实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显学;而浪漫主义也经历了"朦胧诗"的低调浪漫、"寻根文学"的悲凉浪漫,发展到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关系说不清、道不明的"后浪漫"阶段,成为新时期文学家族的重要一员.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

公明党作为日本联合政权的一员,对日本内政外交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实行"政教分离",90年代进行分化重组。1999年参加联合执政以来,其政党结构成分、国会形象、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自民党的关系、安全保障政策、与创价学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公明党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方针,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架桥铺路,邦交正常化后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关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始终坚持日中友好。近年日本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公明党坚持"中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与民众一起"的根本方针没有变。公明党的主要政策特征是坚持和平主义和实行民众福利。公明党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中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哲学的"划界方法"及其理论意义

"划界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在现代哲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两极"方法的"还原主义"与"化约主义",打破了哲学传统中"两极方法"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为人们重新思考和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各个层面的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划界方法"显示着哲学智慧全方位的一次转型,体现了现代哲学开启新的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探析

北京律师公会的成立是律师群体正式形成的显著标志。本文通过对北京律师公会原始档案的细致爬梳,对民国时期北京律师业的发展和群体结构进行实证考析,以期对北京律师的群体特征进行整体性揭示,进而深入了解律师作为一个新兴社会群体在近代中国兴起、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北部湾沿岸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往中的作用——以汉唐时期为例

中国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北部湾沿岸起着纽带作用,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交往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汉唐时期为考察时段,阐述北部湾沿岸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中国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及其当代价值——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个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的“治世”时期。当时的统治集团能够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从而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古代“治世”时期实行的经济措施,主要有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开垦,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厉行节约等等。认真分析古代“治世”的经济成因,对于现今我国农业的发展乃至新农村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促进农村产业的多样化;在坚持土地承包制的同时,运用多方力量,完善农业生产的各种设施,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时,应加快面向农村的各项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土计划”与殖民地台湾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政策导向及活动形态,最终目的是把台湾彻底同化,并为此不断强化各项具体的殖民政策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策划制定的“国土计划”案中,包含:了对殖民地台湾产业及人口的分配计划等重要内容,成为针对包括本土及海外殖民地综合性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10月,由企画院策划制定了《中央计划草案》,其中针对台湾的计划案,继承了此前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制定的相关计划案。与其他殖民地地区相比,台湾的工业化构想并未受到重视,但该计划中有关工业生产目标远远高于实际状况,所以呈现了完成可能性极低的特征。虽然该计划加速了台湾对日本本土的经济性从属,但与朝鲜和中国华北地区相比,其在补充日本本土经济上的作用非常有限。     

日华学会与留日教育(1918-1945)

文化教育侵略是日本侵华第二战场,在其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华学会从1918年成立至1945年解散,经营留日教育管理事务20余年,客观上为中国人留学日本教育事业做出一定成绩.然该会被纳入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之后,逐渐嬗变为日本与欧美抢夺中国留学教育话语权、怀柔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工具.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利用经费补给不断强化对其监管,日华学会文化渗透与怀柔色彩更加明显,妄图培养"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协力者".     

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

华北中部的梨区曾经“村各有庙,庙各有会”。从勾龙传说、娘娘救刘秀的传说和九龙口传说等不同庙会解释文本的演化可知,仪式实践仍遵循传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在发展经济的民俗旅游乌托邦幻象的引诱下,这些共有的表述使得庙博物馆在当地的修建成为可能,也成为目的各异的官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并给予其适当的生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新农村才会有持久的活力。     

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外交”与东南亚

民进党当局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在东南亚重点推行“台独外交”。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考虑,采取的是一种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的实用主义政策,因而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突破对中国的承诺,使双边关系受到影响。东南亚国家应与中国联手遏制“台独”,这不仅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符合东南亚各国的根本利益。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Mercantile Enlightenmen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近代中国虽然没有近代欧洲那样比较完整的启蒙运动,但的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其中,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即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大致经历了兴起、嬗变与深化的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封建农耕社会的价值观念遭到否定与批判,新兴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得以萌生和揄扬。近代商业启蒙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则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当今商业道德重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