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核算及其关键减排路径

不断扩张的居民消费不仅带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也造成大量间接CO₂排放。为缓解碳减排压力,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量,并对居民消费上游产业链进行详细剖析,以识别关键排放路径。结果表明:（1）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为28.17亿吨;（2）各部门间接CO₂排放差异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要贡献部门,占总排放的75%;（3）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主要集中在前四个产业层,占总排放的72%;（4）第0产业层间接排放的关键路径包含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其他服务业等6个部门;（5）第一至第三产业层排放的关键路径为18条,且存在“部门聚集”和“自循环”特征。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指出第0产业层减排应降低电力和交通等重点部门直接CO₂排放强度,倡导食品制造和服务业等部门的绿色消费方式和合理消费需求。第一至第三产业层主要依靠跨部门协作减排,同时应重视电力、农业等关键部门减排的连锁反应。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₂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中国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的贝叶斯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

构建双机制的非线性FAVAR模型,从贝叶斯角度出发,研究中国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对宏观经济以及环境污染因素的影响效应。利用中国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以及废气排放数据,结合贝叶斯方法进行非线性FA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发现中国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增加和减少对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等宏观经济因素以及主要环境污染因素都具有非对称影响效应。但是,高耗能能源消费增加或减少的冲击一般都是短期效应,不具有长期影响效应。     

新冠疫情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大量经济活动放缓甚至停摆。发电企业日均耗煤量、煤运港口煤炭吞吐量、炼油厂开工率、钢厂开工率、焦化厂开工率、铁路和民航日发送旅客数等均创历年同期新低。整体而言，本次疫情导致中国一季度CO₂排放同比显著降低约20%。短期来看，为应对疫情，扩大投资将造成中国CO₂排放强度降速放缓；长期来看，“新基建”发力有助于促进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与2030年气候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提出:（1）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产业低碳化发展相互协调；（2）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去产能和优化产能结构统筹推进；（3）低碳发展引领乡村振兴；（4）加速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运行；（5）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示范与成果转化等建议。     

中国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影响途径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更重要地位,中国对外贸易也因此可能对能源消费产生更显著影响。本文运用投入产出系统理论,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计算模型,运用1992年、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等,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分行业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直接影响途径和间接影响途径。研究认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火电及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加工业是相关行业净出口对能源消费重要的影响途径,这些行业能源效率的提高通过产业关联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中国对外贸易净出口对能源消费的不利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脱钩理论的高排放产业低碳发展策略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引入TAPIO脱钩指标、弹性脱钩分析框架模型,把内蒙古10种经济支柱产业作为筛选对象,通过脱钩选择和节能减排弹性计算,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C—I）、电力生产与供应业（E—I）、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M—I）等三大产业进行了低碳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证明节能和减排是高排放产业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手段和策略基础,同时进一步验证了脱钩理论在低碳产业选择中的应用价值。     

湖南省CO2排放达峰情景预测研究

文章以能源系数法核算湖南省2010—2017年的CO₂排放,运用LMDI分解法识别湖南省CO₂排放的影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湖南省城镇化率、人均GDP、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在不同减排压力下发生的变化速率设置8种情景,利用STIRPAT模型预测8种情景下湖南省2017—2050年的CO₂排放量。研究发现,湖南省预计将在2027年达峰,峰值为31 825.60万吨,但最小峰值30 363.98万吨将在2030年出现,出现了提前达峰还是最小峰值达峰的抉择。此外,在情景比较中发现,非化石能源的消耗占比和第二产业占比对达峰值影响较大,故湖南省在碳达峰策略制定中应考虑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消耗占比,降低高耗能、高污染的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中国碳排放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减排压力要求必须发展低碳经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结构分解考察10种因素对中国1995—2009年碳排放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9年我国碳排放出现大幅增长,从2721.51百万吨(Mt)CO2增至6213.38Mt CO2。在国内影响因素方面,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在整个研究期间对碳减排的贡献最大,而国内最终需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增加的贡献最大,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贸易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张大幅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而出口结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替代效应的影响较小。     

新能源产业政策的量化分析及其环保效应

基于2003—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新能源产业政策以及CO₂、SO₂、PM_2.5排放量等数据,利用关键词提取和政策力度的方法量化分析新能源产业政策,并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政策的环保效应。研究表明:新能源产业政策侧重点依次为新能源技术研发创新、太阳能和风能产业、新能源汽车,政策力度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与之相对应,新能源产业在政策侧重和政策力度较大时发展较快,继而降低大气污染和碳排放。回归模型进一步证实新能源产业政策产生了显著的环保效应,而且具有溢出效应,即本省的新能源产业政策也会降低邻近省份的CO₂、SO₂、PM_2.5排放量。因此,应加强政策内容的导向作用,提升政策力度,合理匹配政策内容与政策力度改善大气环境;同时各个省份应该加强地区间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协调,共同减少碳排放、联合治理大气污染。     

中国区域碳峰值测度的思考和研究——基于全国和陕西省数据的分析

讨论了在中国政府承诺2030年前后达到碳峰值背景下,中国各区域和不同城市与全国碳排的同步、提前或滞后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全国CO₂排放峰值在基准情下在2030年出现峰值,低碳情景下在2028年出现峰值,陕西省CO₂排放峰值在2029年出现。最后对区域碳峰值和国家碳峰值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辽宁省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LMDI分解法的实证

文章基于1995～2007年辽宁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辽宁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并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扩大是辽宁碳排放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的重型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增排作用;能源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增长,而能源替代效应对碳排放抑制作用不明显。因此,要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FDI与碳排放: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1985～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碳排放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的规模效应、规制效应均为正向影响,技术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结构效应不明显,总效应为正。据此,建议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有选择地吸收外资,争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寻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平衡发展。     

全国碳市场扩容策略的经济和排放影响研究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并计划通过碳交易政策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2021年全国碳市场从电力部门展开运行,将逐步覆盖其他部门。构建加入碳交易模块的动态CGE模型,评估中国碳市场不同扩容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市场在2022年即纳入其他七个碳密集部门的减排成本和宏观经济损失最小。此时,到2030年碳价为110元/吨,较基准情景累计减排5.11%,累计GDP损失为0.18%。若全国碳市场在“十四五”规划时期内未完成扩容,将导致单位减排的GDP损失较加速扩容情景提高32.77%。从部门角度,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电力部门在碳交易政策下的减排量和经济损失最大,非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煤炭生产加工部门的经济损失最大。此外,还讨论了模型参数和碳市场机制设计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并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核心在于对贸易环境效应的认识。环境是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污染的外部性可能危及全球,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十分必要。以我国CO₂和SO₂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将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选取2001—2014年的分省年度数据对我国30个省、区和直辖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当前的贸易在规模和技术上存在明显的环境效应,但结构效应并不明显,同时EKC曲线假说得到了证实。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碳减排目标约束与工业企业低碳策略选择

工业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其低碳实践对于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起着重要作用，探究不同类型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低碳实践能够为制定积极有效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以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山东省为例，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高耗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规模较大、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领导伦理型特质较强和具有国有产权特征的四类工业企业对各低碳策略选择的程度普遍较高，且更倾向选择能源低碳化和生产过程低碳化策略，其低碳策略的实施普遍受到政府补贴的支持作用，而与之相对特征的四类工业企业低碳策略选择程度普遍较低，且受到政府补贴作用相对较小；地方政府碳减排目标约束不是影响当前工业企业低碳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仅对个别低碳策略选择路径存在调节效应。     

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商业化运营的融资激励机制

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投资者自发参与、利益与公益并存的商业化运作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有金融体系的支持。但由于CCS项目的高成本、高风险导致融资存在渠道狭窄、供不应求的困境。因此，设计了“政府财政补贴、风险分担+金融全业态联盟+供应链成本分担”的融资机制，并在政府作为外部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能源企业、CCS运营商和金融机构三方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以探讨不同时期CCS商业化运营的最优融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财政补贴是几种融资机制中作用效果最快的，而金融全业态联盟则是最持久的；（2）在银行信贷风险方面，相比于政府针对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当前CCS运营商面临的碳价风险更为有效；（3）在供应链融资机制中，CCS运营商的成本分担比例应适中，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CCS商业化的发展。此外还发现，CCS项目的运营模式应因企业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商业化模式更适合于那些CO₂累积排放量较低的中型能源企业，而那些CO₂累积排放量较高的大型能源企业则更适合自营模式。CCS商业化运营模式及其融资机制的不断完善，将有效加快全社会减排效率的提升。     

减排约束下的中国石油需求预测

针对中国2015年和2020年CO2排放强度减排目标,建立了以CO2强度减排为主要约束,综合考虑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约束的石油需求优化预测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15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分别为5.28亿吨、6.04亿吨,该结果意味着,未来我国石油需求总量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占一次能源比重有所下降;与其他研究结果比较发现,减排约束对石油需求的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未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仍将处于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