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社会责任推动下的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新趋向

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股东本位模式、董事本位模式以及利益相关者本位模式都有其立足的理论基础与实在法依据,但本位主义模式的狭隘思维逻辑及其在配置公司内部权力时所可能招致的种种现实弊端注定了它们均无法成为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最佳范式.股东"异质化"演进之现实和社会责任承担之需要已然推动着公司治理制度与实践在加强股东保护、变革董事会结构以及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多元维度上演绎出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协同主义新路径.     

大学的组织特征、组织异化与制度变革

大学制度改革必须立足于大学的组织特征,即人与知识二元融合的组织目标、作为一个基于专业话语权的自组织、组织方式呈松散结合、治理结构以学术为本位。当前我国大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异化,表现为政治标准至上的"翰林院"化、"去专业性"的功能泛化、"去人格"的机器化、去学术性的价值观异化等。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立足大学组织本性采取有效的制度变革,例如推动政府善治,确立大学法人地位;以学术本位为指导,调整大学组织结构;以大学章程为手段,规制大学各利益相关者权力,建构学术本位的大学文化等。     

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法治人性化的思考

法治人性化是现代法治进程的必然趋势。现代法治之途必是以人中心．以人性为依据。以现实人的幸福生活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它要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变。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这是法的本质规定和人性的呼唤。是客观现实的必然需要。转变的关键在于给予公权力与私权利正确定位。     

制度文明:从权力本位到法治

社会制度文明是由权力和以法律为首的规则体系结合推进的，表现为权力本位和法治两大历史形态，呈现从权力本位向法治演变的必然趋势。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现代形态，是法制现代化的成果。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制度文明向法治演变     

对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逻辑分析

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需要深入剖析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在逻辑 ,企业财务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分析是剖析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发点。通过建立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分析框架 ,逻辑分析了政府、经营者、员工在改革过程中权利地位的演化及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历程中所蕴涵的利益相关者 ,指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借助于市场环境的改变 ,调整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度与谈判能力 ,优化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结构。     

自主程度治理指数构建与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公司治理系统的逻辑起点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且依次展开形成治理系统逻辑体系，这是首创的分析框架。个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自主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相应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培养能力，凭借能力可以支配资源，能力和资源共同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权利体系构成治理系统，并产生相应治理绩效。文章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结合国内外指数构建方法，在构建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基础上，确立指数构建的原理依据，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地位大小，首次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用来衡量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自主程度，并分析自主程度高低与绩效之间关系，从而检验从逻辑关系框架推导出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文章构建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能力支配资源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而能力包含于人力资源中，人力资源加物质资源可代表权利，因而可以从"投入资源"衡量权利的形成。权利投入科层或市场之中获得控制权，因而可从"控制权的行使"衡量权利的实施。"获取的收益"代表权利实施的结果。综合而言，权利关系包括三部分：权利的形成、权利的实施、权利实施的结果。文章实证分析指标也是从这三个部分选取相应指标而测量权利关系的。文章实证分析了自主程度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首次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各利益相关者自主程度越高，公司治理绩效越好，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从个人相互作用角度分析公司治理系统。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个人的整合体，公司治理中的个人整合体就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指数，是从利益主体角度而不是普遍采用的机制角度构建指数，因为机制也是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的。自主程度指数是一种全新的指数，与国内外文献相关指数，比如合规指数等，意义不同。建立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自主程度治理指数通过权利大小来衡量，选取了权利指标的三个部分构成——投入的资源、控制权的行使、获取的收益，这是量化分析自主程度的关键一步。首次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并且采用了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     

正确解读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以我国民法本位的演变为视角

我国民法价值取向的演变经历了由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到国家集体本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误读了西方的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于是在法律移植、法律建设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在修订新民法之际,应正确解读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坚持权利本位兼顾社会各方利益。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汶川“5.12”地震为例

现实中应对公共危机的思路基本上遵循的是全能国家逻辑,该逻辑既与公共危机的特性不相符合,又过于简单,甚至扭曲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制度特征,因而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成效不彰。本文立足于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汶川5.12地震为案例,认为要科学合理地应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应对思路就必须由全能国家逻辑下的政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复合治理转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间多元角色的互动,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回应性。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关系是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学治理涉及到众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充斥着多元利益关系.这为将场域理论引入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于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大学治理场城涉及到的资本类型可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奉、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它们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即知识、金钱、权力与影响力的惯习,构成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自治、控制、效率、公平、理念、效益等关系形成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竞技场域.而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协调关系与利益的“张力结构”与“均衡机制”,用以雏持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国有控股公司利益相关者合作与财权安排

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在公司建立共同治理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课题。公司财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财权安排基本上是遵循"股东至上"逻辑,造成财务决策效率低,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要突破"股东至上"逻辑,就必须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在国有控股公司的财务方面建立共同治理机制,包括共同的财务收益分享机制、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和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参与公司财权的分配。     

论大数据警务及其法律控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在警察执法中广泛使用。基于此,文章运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大数据警务的技术逻辑、实践运用、社会风险及法律控制。研究表明,在大数据警务实践中,“脏数据”往往导致公民平等权保护受到威胁；警察机关大量归集、处理和使用个人数据,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造成侵犯；算法系统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导致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为了防范大数据警务系统的异化,我国应当制定警务数据采集规范,确保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建立警务系统评估机制,定期检测系统存在的风险；赋予公众算法解释权,强化事后的监督问责。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基于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认识的偏差,致使相关权责规定的缺失和司法介入的困难。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构建以保障公民结社权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入手,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责任制度,实现社会组织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向。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重新发现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考察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祛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道德基础,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无论如何,在现实条件与现有框架下述论政治合法性问题乃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须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基本法度标尺。     

法律权利化：权利本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从朦胧到觉醒,在法律的本位问题上,权利本位将取代义务本位。权利本位说是从应然性的权利出发,是将“本位”问题置于“形而上”的领域。法律权利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同主体对权利的觉醒造成权利的重新构建,特别是不同人群之间权利的重新配置,这种权利的配置包括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分,权利总量是一个守恒与动态发展和动态平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