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现行公司法的特色

我国现行《公司法》在立法观念和具体条款的适用,充分体现了我国特色之一系列法律特色,具体表现为,鼓励创业投资、强化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加大对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监管力度、放松管制、鼓励公司自治、突出平等国企与民企一视同仁等方面体现公司法的特色。     

论公司法的私法品格--检视司法的立场

公司法在总体上属于私法。因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注意彰显股东自治和公司自治理念,要理解"公司事务公司自决"原则的含义,要认识到司法对公司纠纷的干预应保持一定的节制,坚持有限干预的原则。在多数情形下,法院对公司内部纠纷只作程序性监督,而启动实体性干预的前提是"竭尽公司内部救济"。为使公司法判决不至于迷失方向,公司法改革不偏离轨道,我们主张:坚持公司法的私法精神,并将其演绎为自觉的立法和司法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它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幸福导向、成果共享导向、主导性导向和人的全面发展导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     

理念的突破与制度的完善——浅评公司法的修改

新公司法对原公司法做出了较大范围的修改。通过对新旧公司法内容的比较,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公司法修改的目的和作用。修改后的公司法集中体现出鼓励投资、公司自治和利益平衡等立法理念,必将对完善我国公司制度,促进市场经济繁荣,适应现代经济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价值导向的关系初探

文化产业作为具有二重属性的特殊行业,其发展目标不仅在于实现经济利益,还在于它所产生的强大的社会效益,但目前在产业发展中,经济利益至上的风气日益盛行,对社会效益的关注明显不足。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引导产业的发展,那么,价值导向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又该如何确立引导产业发展的价值体系呢?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现实运行机制比较研究

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是人类价值选择的不同向度。价值取向是个体的价值选择向度 ,具有个体化、经验化和一定主观随意性的特点 ;而价值导向则是社会的价值选择向度 ,具有社会性、整体性、理性化、规范化的特点。作为现实社会中两种共存的基本的价值选择向度 ,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有着不同的现实运行机制 ,只有在正确的、合理的思想观念和原则方法指导下 ,才能够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时代价值--兼论《公司法》的修改

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自实行以来,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公司问题".相形之下,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则是通过遏制股东滥用法人格,从而有效地矫正股东、公司与债权人三方的利益失衡状态.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对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契合了法律对公平、正义的时代价值要求.鉴于对我国现行公司法律的检讨,毋庸讳言,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引进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中国公司法立法与实施的经验、问题及完善途径

回顾中国公司法颁布和实施以来的情况.肯定立法的改革精神和进步性,指出其存在的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提出了公司法修订意见.分析了妨碍法的实施和影响公司规范运作的各种因素,包括体制、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法治意识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国家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和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必将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

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它以利益为导向 ,激化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 ,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但它作为一种趋利性经济 ,又导致一些人片面强调个人价值、弱化人的社会责任感。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所呈现的一些新特点 ,诸如融合性、不稳定性、矛盾性、主体性和功利性就是典型表现。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导向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学生 ,用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公司法》宜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使广大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生存”,实现“更大发展”。公司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公司法》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主体重要论述的贯彻。现行立法并未采取权利法定化的路径,导致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无法成为价值判断及司法裁量的直接依据。此次公司法修订应在总则部分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两项权利是公司的基本人格权,贯穿于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及公司生命周期。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确立有助于公司的“正常生存”与“更大发展”,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亦有助于精准定位公司法改革之方向。     

生态文明与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着4种基本的文明形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在这4种文明形态中,生态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要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生态文明要求我们的法治建设在价值取向上应当以社会正义为基本目标,建设生态法治。     

论社会发展价值取向的偏离与归正

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发展主体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价值,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价值取向的偏离,究其根源,就是人们对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认识的偏离,拒斥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单向度的“见物不见人”。对科技的崇拜,对经济增长与物质财富的累加为终极价值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校正社会发展中价值取向的偏离,坚持社会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     

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法的价值是有不同层次的,因此就存在着一个法的价值取向的问题。与其他部门法一样,经济法也有不同层次的价值。研究经济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对经济法的发展以及立法司法实践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增强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性而非增加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分析——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既有法治理论无法面对当下法律生活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复苏与活跃的事实.本文认为,应在法、司法和法治三个层面重新解释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通过合法化、司法化、资源化路径,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在法主体资格方面,拓展现代性法治之法的概念,赋予少数民族习惯法以法的身份;在司法管辖环节,借助司法制度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司法化的平台从而展示其正功能;在法治治理效力层面,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权力平台参与塑造法治秩序建构而提升其价值.     

我国合同法价值取向的动态分析

法律价值取向决定了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向。合同法作为法律制度尤其是私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和维护了一定的价值目标。它确认和维护了交易秩序、合同自由与交易公平,以及交易效率。在网络时代,电子商务将成为商业活动乃至整个人类生活的主流方式。与之相适应,网络坏境下,合同法的首要价值取向将是保障安全。对合同法的上述价值目标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合同法的要义,更好地运用和实施合同法,使这部合同法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论法律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定位

法律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机制是复杂微妙的，总体上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的、渗透性的作用，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和作用领域又是非常独特的。同时，法律在公司治理的诸多场合下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可替代的。法律调整规范公司治理关系的路径有多种选择，法律对公司治理的角色与作用应该被正确地选择、设计。在我国，尊重公司治理自主与保证各公司参与人获得实质正义，既是法律调整规范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也是终极目的。     

论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

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进程中具有根本性前导功能的首要问题;法治价值在价值载体、价值指向和价值形式及价值重心诸方面都具有与法律价值不同的独特属性;从价值形态上讲,它是一个由法治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构成的有机体系。     

论环境法的价值取向

可持续发展观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存 ,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支撑体系中 ,环境法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法律部门。本文拟以环境法的价值取向为主要内容作以探讨     

浅论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在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后加速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对于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把行政程序法的价值界定在公正和效率的基础上对其价值取向问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公正和效率的兼顾是必然的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理论和现实情况来看,公正应该是我国行政程序法的首要价值取向。     

动物福利立法的价值定位

动物福利立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颖的有点儿难以接受的问题,这需要对动物福利立法中的价值问题作一个清理。功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权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整体主义动物主体论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动物的主体地位。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并已付诸法律实践。在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中,其价值选择应是将动物作为法律上的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