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金融规模、所有制结构与城镇就业容量——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估计了金融规模对于城镇就业容量的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组分别估计,以观察地区差异。整体估计结果表明,无论以人员规模还是以增加值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金融规模能够促进城镇就业,但该效应递减,超过一定临界值将转为抑制效应。分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的就业效应在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明显,在非公有制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不明显,甚至表现为抑制效应。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对金融规模与城镇就业的关系有重要影响。为增进金融发展的就业效应,我国一方面应讲求金融增长质量,实现有序适度扩张;另一方面要深化企业改革,激励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以消除金融系统在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效应。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规模、劳动力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第二,高等教育规模会抑制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不同地区劳动力质量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从教育角度要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提升教育质量并行;从地区发展角度中西部地区要增强就学地粘滞作用,提高就业吸引力;从国家政策角度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引领作用。     

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以及构筑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7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混合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对家庭增收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且对中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更大,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在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尤其是交通运输、邮政、居民服务等行业。这为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借鉴。     

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通过更高水平的城市贸易开放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升级和技能提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开放经济框架下,从理论上阐释了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样本和186个城市的匹配数据,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市贸易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约0.02个百分点;(2)产业集聚是城市贸易开放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重要渠道;(3)贸易开放对劳动力的技能升级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中部地区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最明显,500万及以上人口大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结合产业集聚特征、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实施针对性和适宜性的政策措施,推动“优进优出”的高质量贸易开放,对优化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     

高技术产业关联密度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基于产业空间认知邻近度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需要高技术产业发展引领，而高技术产业发展与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对就业岗位是否会产生冲击而造成大规模失业，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为此，将高技术产业发展与演化经济地理学主题相结合，采用“产业空间”方法测度了高技术产业和其他产业关联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与其他产业关联密度在城市工业就业上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1)高技术产业具有就业创造效应，城市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因高技术产业诱发关联产业发展而显著增加。(2)高技术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了技术应用与服务，使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释放出一定规模的劳动力。(3)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密度主要是通过生产效率提高促使产业规模扩大、提高居民收入促使消费需求提升等机制促进城市产业就业需求增加。高技术产业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就业的促进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收入差距——基于集聚经济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汇总得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规模,以西科恩和霍尔的集聚经济效应模型为基础,采用Shapley分解方法,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强者恒强"的自我强化现象。(2)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本地市场效应会促进流入城市人均收入增长,其携带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城市人均收入增长。(3)Shapley分解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本地市场效应扩大了城市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而其携带的人力资本水平却缩小了地区差距;但从整体来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最终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研究结论意味着,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城市发展目标,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     

农民创业、分工演进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时间系列分析

文章将农民创业划分为种养业、集体创办乡镇企业、个体创业及私营企业投资四种形式,并分析与其相对应的农村劳动力分工演进的四个阶段,并研究两者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农民创业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而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私营企业投资的拉动作用比个体创业要大,此外,研究还发现,1992～2005年农村劳动力分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为4%,最高近9%,表明农村经济增长已初步由外延推动型向内源拉动型转变。基于此,文章提出扩大农村非农活动门路、改善创业环境与推进农业物流体系建设等相关对策建议。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何以影响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形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并最终形成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1—2020年249个城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指数,使用18个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价格指数测度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程度,进而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统一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同时该影响在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效应增加和创新创业规模效应的提升这两条路径来实现的。因此,为实现“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目标,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2015年以来东盟一体化取得巨大成就,但东盟十国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有效参与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影响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一体化在增强中心国家对区域内其他国家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产生抑制效应影响。东盟的区域一体化扩大了跨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尤其是扩大了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但是对消费市场的提升尚不显著。因此,应当提高东盟自贸区的市场化程度,发挥“中心国家”的溢出作用,补足跨国消费市场短板,构建东盟合作安全网。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经济效应分析——以软件外包行业实证分析为例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会通过它特有的路径发挥经济效应。文章认为,从承接国的角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会产生就业效应、贸易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通过对软件服务外包实证分析后,我们发现承接软件服务外包通过增加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出口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三个路径发挥显著经济效应,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制结构的私有化大大刺激了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的增长,从而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且缺乏社会保障,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非正规就业是某些群体被挤到低级市场的结果。非正规就业市场不等于低级市场,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张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加深。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2)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最为显著,而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区域分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特征,而中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尚不显著；(3)经济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本地市场效应均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求解就业难题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充分就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形势严峻.为破解就业难题,我们要认真研究扩大就业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劳动者各自的责任;研究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化解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化解传统就业观念落后与新兴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矛盾;化解宏观管理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     

资源环境审计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

资源环境审计是中国审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理论上,资源环境审计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确。采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11省市2011—2017年省域地区经济和财政等相关数据,研究资源环境审计的实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地域(东部、中部和西部)可能存在的差异。研究表明：资源环境审计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抑制长江经济带内相关省市的经济增长,长期则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内相关省市的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审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够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因此,长期开展资源环境审计有利于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但应注意资源环境审计对于不同省市经济增长影响可能存在的强弱差异。在深化中国审计制度改革过程中,应不断完善资源环境审计制度与多项政策的指向性引导,特别是要提高西部和东部地区资源环境的审计效果,以促进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