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

以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测度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投资效率变化,并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实证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混改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方式的混改国企投资效率提高最为显著;机构投资者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呈正比。文章丰富了非投资效率研究的理论知识,并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放宽非公资本进入门槛、保障非公资本话语权、大力引进机构投资者以促进国企发展的政策建议。     

控股股东、治理环境与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

选择2004-2008年93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以及控股股东性质、治理环境对它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是有效的,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业绩;国有控股抑制了机构投资者作用的发挥,相对于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中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效果较好;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越好。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管理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

保持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深远影响。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科技行业、营商环境较好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非国有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类分层推进不同行业、不同外部经营环境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优化国有企业治理体制和外部经营环境,从而全面提高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这一策略的实施既要实现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同时也要重视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国企改革的综合成效。采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识别出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以及私有化三种不同模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并着重考察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国有参股企业能有效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国有控股对国有资产的提升作用则不明显。此外,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资产的增值具有持续的积极作用,且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减弱,以上结论对于不同的分析方法均有效。机制讨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和减轻企业负担可实现企业内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后,对不同行业的分析表明,国有参股在竞争行业的保值增值效果更为显著,且优于垄断行业,从而印证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想。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

以2013年至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可以发挥治理效应，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都能抑制企业避税；在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抑制避税，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避税；但是在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混合所有制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显著降低。     

非控股股东董事与国企高管更换研究——基于股东合谋的视角

从股东合谋的视角,考察非控股股东董事对国企高管更换与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董事显著增强国企董事长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但其效果只存在于地区法律保护好、未发生关联交易与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公司;此外,研究还发现,更换董事长后公司业绩得以显著改善。这些结果表明构建防合谋的非控股股东董事机制才是提高国企治理效率的关键,从而为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国企混改”与企业现金流——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以2008—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非国有股东加入,使股权多元化,但多元化并未对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而随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的提高,使得混改深化,对内控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了“国企混改”的作用机理,为我国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基于分类治理视角

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企业获得创新竞争力,这是国企和民企都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非国有股东所拥有的董事会权力作为其发挥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从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企业混改实施的效果。结果表明:(1)强化非国有股东"话语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及探索式创新的产出。(2)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一般商业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而弱化其利用式创新;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国有控股航空运输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中国国有航空运输企业进行重组后,形成了以中航、南航、东航集团为首的国有航空运输集团公司,初步建立了国有控股的航空运输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当前有的国有控股航空运输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尚未形成清晰的、有约束力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内部治理制约机制失衡,缺乏严格的风险控制,一些制度流于形式,因管理不善给企业造成了巨额损失。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深化产权改革为基础,以建立董事委员会为突破口,以健全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根本,以创造良好的法人治理的外部环境为保障,以此加快完善国有控股航空运输企业的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混改"成败的关键。以2016年中国A股上市的238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使用PSM法选择配对样本,构建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显著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均与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中等"混改"深度和"混改"制衡度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非国有控股股东有更好的制衡效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与产权保护作用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司治理层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公私合作制及市场准入法的改革论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全面深化改革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 混合所有制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为解决中国特有的国企改革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其目的是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 激发国有企业发展活力, 着力解决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从经济上来看,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的合资合作, 是以国企混改合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 是中国底层经济逻辑的重置。在国企混改过程中, 首先要关注作为国企混改基础的国企混改合同所蕴藏着的公权与私权交织的特殊性, 并基于此在国企混改合同中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承担公共职能, 即对企业控制权限制、营业自由限制、公共责任承担和\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产业政策分散性

产业政策分散性描述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如果一项产业政策使部门中的多数企业受益，则认为该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分散性。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增强促进了企业之间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从经验层面检验了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以及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占比的提高，通过“身份效应”和“寻租效应”降低了产业政策分散性。给定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降低国有资本占比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负面效应。     

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资源型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沉积",不仅制约了其经济转型,也给国有企业改制增加了困难,导致目前所普遍采用的员工身份置换和管理层持股方式在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改制实践中缺乏有效性。根据资源型城市的特点,结合产权制度改革理论,提出在员工身份转换过程中对不同员工分别采取现金补偿和股权补偿两种不同方式,并实行不同的投资优惠政策,对管理层持股应主要采取激励型股权,并根据不同的股权结构对管理层投资股权比例做相应的限制。     

混改破解结构性问题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舞台，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携手并进，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创新发展持续注入活力，改善了中国的就业和民生，壮大了中国企业，培育了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和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日渐突出。特别是近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又恰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规模扩张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须内部再平衡，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旧动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破解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发广泛的企业家精神，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而要卓有成效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此,文章在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瘦身健体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动降本增效,深化国资监管“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债务治理与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