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理论提出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假说。随后以地表PM2.5浓度反映雾霾污染程度,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出、就业和资本这三大层面测度各城市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并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地理集聚和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集聚对雾霾浓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但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尚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地理集聚的提高而加剧的阶段。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张有助于缓解制造业集聚对雾霾污染产生的加剧作用。此外,地理集聚与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与雾霾污染治理 ——基于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空间面板双模型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该地区的雾霾污染形势也日益严峻.运用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与雾霾污染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计算结果表明:利用莫兰指数计算长三角地区雾霾在空间上拥有积聚性;在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计算的过程中,雾霾污染出现明显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各地区的雾霾污染存在对邻域的正反馈.(2)第二产业比重的升高会在本地和邻域产生负反馈,反映了产业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环境的保护作用.(3)贸易开放度升高对本地雾霾污染有抑制作用,对邻域雾霾污染有正相关作用,反映了贸易开放度对雾霾污染的双重作用机理.     

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限创新要素视角

采用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测度体系,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空间效应和市场机制。结果证实：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二级指标存在直接提升作用;提升一级指标的地区异质性较弱,提升二级指标中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地区异质性明显;产业数字化对邻近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虹吸效应;技术市场规模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而国际市场规模则负向调节该提升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应弱化要素集聚层面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技术应用服务的属地属人性质;强化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创新集成;优化创新要素集聚后的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扶持和技术孵化;建立健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增强制造业韧性是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基于2006—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系统研究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提升存在积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要素集聚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62%;数字化转型、三类不同的产业集聚与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均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随着与自贸试验区距离的增加,自贸试验区对周边城市制造业企业韧性的车头效应会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再减,最终趋于0”的波浪式收敛变化趋势;对于初创期制造业企业,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其韧性水平有明显提升作用。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与雾霾污染:基于229个县(市、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1-2018年中国32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所在城市的229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试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试点地区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作用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增加城镇人口集聚等机制产生,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抑制雾霾污染的效果并不显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试点地区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第三年治霾效应开始显现,随着实施时间增加,治霾效应愈发显著。经济水平低地区、南方地区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交通可达性与空气污染: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中国雾霾污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的特点,其发生原因及治理路径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雾霾的产生会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近年来中国以高速铁路建设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间交通可达性的快速提升,有文献开始讨论高铁建设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对经济产出、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的影响,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未见文献讨论高铁及城市间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将交通可达性纳入环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从要素配置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三个方面提出交通可达性影响雾霾污染的理论假说,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框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城市间的公路、普通铁路及高速铁路出行的最短交通时间作为交通可达性的量化方法,利用中国大陆283个地级城市MODIS及MISR中PM2.5浓度的栅格数据,对城市间的交通可达性及城市雾霾污染指标进行空间相关关系检验,检验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讨论模型的内生性及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间存在倒“U”型关系,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验结论...     

绿色技术进步缓解雾霾污染了吗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70个地级市的绿色专利与PM2.5浓度年均值数据,采用S-GMM和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绿色技术进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城市雾霾污染与绿色技术进步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本地绿色技术进步显著降低PM2.5浓度,而邻地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本地雾霾污染问题的改善。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基准回归得到的结论。要确保雾霾污染得到根本治理,需要进一步构建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市场环境,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升级。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城市网络为依托的多中心经济发展新模式日益凸显.为此,文章结合城市经济和环境经济理论,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位序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来测度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区域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和冬季供暖情况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下降的阶段,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则随着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途径,且前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从雾霾治理视角思考中国未来区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制造业整体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进一步分行业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创新,但对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政府应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中国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因素分析——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为探究工业行业碳强度变化的成因,基于Kaya恒等式的碳强度分解,以碳强度表示产出,以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为投入要素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通过各要素的碳强度产出弹性反映各要素对碳强度的贡献;并运用通径分析法进一步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碳强度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技术进步抑制了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增长,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拉动了碳强度的增长,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对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影响显著,因此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关键在于减少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能源消费量、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起直接抑制作用;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量对能源消费结构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起直接抑制作用。可见,工业行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较强,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应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能源效率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