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电影悬念

电影悬念设置是各种类型的电影中普遍存在的,它既是电影叙事手段又与观影心理密切相关,承担着调动并维持观众观影兴趣的叙事功能。对电影悬念的理解是与其他虚构类叙事性艺术的悬念问题紧密相联的。悬念是创作者通过对某些特定信息（往往与生死攸关的危险、令人期待的欲望等有关）予以隐藏或强调的叙事技巧在虚构叙事性文本中所预设的,引发接受者产生期待（正向度情感）或恐惧（负向度情感）等不确定性情感反应的叙事活动。悬念具有跨媒介性质,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和表现方式,拥有了更加复杂的悬念生成机制。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论新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叙事嬗变

从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角度,新中国电影60年叙事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单纯的社会主义现实叙事”,“极端的政治权力话语叙事”和“走向多样化和市场化的新电影叙事”。三个历史时期的叙事嬗变表明,电影叙事的辉煌与繁荣,与电影叙事中的主体及其主体间性保持动态平衡、和谐互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密不可分。其中代表国家叙事层面的权力-机构主体,其对叙事-创作主体的叙事创新与追求和接受-观众主体的趣味与反馈具有主导性的支配作用,是构筑新中国电影叙事总体风貌和主导模式的关键因素。     

银幕影像的感知革命：从吸引力#br# 电影到体验力电影

以电影学者汤姆·甘宁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为论述起点,作者在分析和总结晚近电影放映和电影语言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力电影”（cinema of experience）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指认全球影像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大胆美学实验。相较于叙事,以伊纳利图、李安和诺兰为代表的探索者近来更关注影像体验感、沉浸感的营造,更看重如何才能让影像诉诸观众的“情动力”（affect）和“全感力”（sensorium）,将观众最大限度地带入到叙事中,近距离乃至“无距离”地具身体验人物的所见所触所听所感。这类影像实践,就是“体验力电影”,这些电影构成了流媒体时代银幕影像感知革命的核心,也代表了晚近电影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

“情感结构”是威廉斯讨论最多的核心概念,指一种当下的、现实性的、不断变化的和具有某种建构意义的社会或个人的共同经验,具有总体性、多义性、主体性、建构性的特点。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情感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关键词”。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威廉斯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及一般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