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礼乐文化:理解先秦美学特色的一个路径

一、作为中国远古文化一个特殊阶段的礼乐文化之美.礼乐文化,在先秦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礼乐文化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却研究得相当不够.从孔子对春秋时期以来礼崩乐坏的感叹,可以知道,周代被春秋思想家认为是一个礼乐文化时代.     

论周王室在“礼崩乐坏”中的作用

西周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崩乐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发轫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期愈演愈烈,终于由礼乐不兴而至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始而开礼崩乐坏先河继而推波助澜,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论周王室在"礼崩乐坏"中的作用

西周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崩乐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发轫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期愈演愈烈,终于由礼乐不兴而至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始而开礼崩乐坏先河继而推波助澜,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春秋战国时代礼乐体系的神性与理性

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乐体系具有文化原型意义,其表现出的神性与理性的张力状态构成了轴心时代的基本母题。春秋以降,伴随人地位的提升,以及鬼神信仰的式微,礼乐体系呈现出庙堂与民间、天命与人生、理性与感性的多重断裂,神性退场与理性凸显彼此互渗,并达到某种平衡。这种情况在以礼乐为题材的出土文物(如绘画、服饰、陶俑、日常器皿)中表现明显,它们表现的主题逐渐由赞颂天德向高扬人德滑移,呈现出"人化"礼乐替换"神化"礼乐,以及现实艺术功能论替换神秘艺术功能论的总倾向。礼乐观念产生变革的动因在于士人理性对统治者治理需要的迎合。国家层面对礼教外衣的依赖与士人阶层建构文化身份的努力取得了价值共识,从而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达成了对礼乐信仰体系的重建。客观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体系在破坏之殇中亦蕴蓄建设之功,从而使其成为古代礼乐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     

以“浩然之气”修养完美人格——孟子心目中士人的理想人格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礼崩乐坏,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由此产生。诸子对加强士人的人格修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浩然之气",具体表现为博大的胸怀、独立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精神追求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     

先秦礼乐文明与孔孟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礼乐文明未必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所有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孔孟道德理想主义的必要条件却是先秦礼乐文明。正是由于对这一必要条件进行了合法化认同和创造性转换，孔孟比其他先秦诸子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论《石点头》中道德说教的产生原因

通过《石点头》中出现的道德说教,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道德说教产生的原因,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简述其发展历程。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产生,从此“士”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为拯救社会、恢复社会的正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至封建社会的末期都是如此。使得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伦理说教,小说亦然。     

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媒介与传播技术述论

在教育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先秦时期,我国示现媒介系统的口语传播具有简练、形象的特点.殷商时期我国较为成熟的文字,使再现媒介系统传播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在教育传播媒介及其载体和传播技术方面,汉代创造的质优价廉的"蔡侯纸",使纸质手写书籍媒介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传播功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及宋以后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教育传播领域引起了一场技术性革命,推动了我国古代教育传播事业的繁荣.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