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土崇拜文化──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系列研究之一

壮族对于土的崇拜及其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民间神话传说中的“泥土造人”；考古资料中的陶祖、象征男根的石铲；民间习俗中的男女青年“打泥仗”、“春祭犁圈”、祭田公地母、立土地庙祭土地公以及“人牲祭田”等仪式，都是壮族土崇拜的反映，其目的是祈求农业丰产，人丁繁衍。     

读王尧新著《吐蕃文化》

最近读到了王尧教授的新著《吐蕃文化》,受益匪浅.该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吐蕃文献的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学宏观视角来分析研究吐蕃文化各个方面的一部力作,值得向读者作一推荐。该书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政治制度”、“伦理纲常”、“本教和原始信仰”、“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与科学”、“生活习俗”等六个问题。内容充实,结构严谨。研读该书后,笔者体会到该书具有鲜明的历史语文学派的特色。     

西藏的佛教

佛教传入西藏,是在七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代。其后,经赤松德赞、赤祖德赞两代赞普的大力支持,创造传布条件,制订发展措施,但由于阻力很大,两百年间并未站稳脚跟。九世纪中叶,西藏的原始宗教本教反佛,本教徒杀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进行“灭佛”运动,以后朗达玛又见杀于佛教徒,吐蕃王朝随之崩溃,佛教也受这一挫折衰落了大约一百年。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本教

从整个本教发展史来看,七赤天王时期并不是其最初阶段,但仅从吐蕃时期看来,它对于本教的发展却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藏族传统史料中的吐蕃王统始于这个时期。更引人注目的是,佛教也曾于这个时期试图传入吐蕃,但未能立足,而这些均与当时吐蕃的本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

本文涉及到的盟约很早以前就已为人熟知。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汉文文献,也已有人译注过。但汉学家和藏学家们在盟誓仪式的问题上却犯了一种奇怪的评价错误。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纠正这一错误,因为它导致了对当时吐蕃宗教形成的错误观点。为了一开始就这样作,首先在宰杀牲畜(刑牲)祭祀方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据唐     

藏族面具艺术浅识

藏民族的面具艺术,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朴实、粗犷、稚拙、活泼的造型风格而著称,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殊的研究价值。本文试图对藏族面具艺术略谈一二,虽是拙见稚言,但从中也能领略藏族面具艺术的一些风彩。 一、面具艺术的起源和发展 1、面具的起源 据史载,在吐蕃奴隶制社会时期,即公元6世纪以后,本教“摇鼓作声”的图腾拟兽面具舞蹈在民间进行表演,由此产生了白山羊皮面具。松赞干布当政的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并制订了成文法。在举行盛大的庆典仪式时,则表     

世间本教源流

《世间本教源流》是藏族历史上的著名学者琼布·洛珠坚赞所著的本教史著作,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本教流派著作之一。这部书不仅详细记述了本教的历史渊源和教法传乘,而且描述了本教对藏族早期历史的影响,佛教传入吐蕃初期与本教的强烈对抗,本教徒与吐蕃王室的关系甚至与之相关的座次排列和装束等。同其它本教史籍一样,本书中的许多叙述与佛教史家的说法有很大区别,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对藏族史、藏族宗教史以及藏族古代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一著作的成书年代约15世纪。关于它的作者,我们知道的不多。此书一直以手抄本传世。本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在西藏见到这本书的一个手抄本,并在其所著《西藏的宗教》中,第一次提到它,但因未能出版而未能被学术界充分利用。不久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才让太副研究员在四川阿坝发现了这本书的一个完整的手抄本。本刊编辑部特约多杰南杰先生翻译出来,酌情加注,分两次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近年来,各地相继发现了一些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藏文史料。这些手抄本中,许多是珍本或孤本,弥足珍贵。这里发表的《世间本教源流》即其中之一。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有关线索,积极推荐,以便使这些重要史料为学术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     

仪式、归属与重构——中国彝族“尼木”祭祖送灵仪式与韩国棺头洁净仪式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彝族“尼木”仪式和韩国韩民族“洁净祭”仪式的含义、程序与功能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形式差异和性质相同。仪式差异点：彝族“尼木”仪式是两个父母去世后才进行,而韩民族是死者出殡前晚上进行;彝族用竹子制作灵牌代表亡灵,韩民族是用死者衣物代表亡灵;彝族是通过毕摩念经和象征行为模拟来完成,韩民族是巫堂以多种专门的乐器伴奏下用歌曲或说话来完成。仪式共同点：主要以五个程序构成;宗旨是将亡灵送往极乐世界;目的是通过象征仪式和娱乐活动把悲伤绝望转化为希望和喜乐,追求人类延续和幸福。彝族的“尼木”仪式和韩民族“洁净祭”在宗教意义上都是以象征的形式把亡灵送往极乐世界而变成祖灵,重构了对立统一的人界和神界,以便达到重构人们和谐生活秩序的目的。     

白马藏族朝格(Sprul Rgan)仪式研究

作者对“白马藏族”中的朝格仪式进行了两省三县的全面而系统的田野考察,对“朝格”仪式的操作过程、祭具、服饰、组织形式、与其相关的口头祭词、艺术形态、朝格仪式的功能以及朝格师神的代言人与参与仪式的村民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系统详细的描写与理论探讨。     

庙祭和墓祀:吐谷浑祖先崇拜初探——敦煌藏文文献《吐谷浑大事纪年》新探之三

祖先崇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各族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强烈信仰,而且至今仍是影响广泛的一种社会信仰。囿于史料的原因,鲜有学者关注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是否存在祖先崇拜这一问题。文章从体现祖先崇拜的庙祭和墓祀这两个层面出发讨论吐谷浑祖先崇拜现象。以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68《吐谷浑大事纪年》为主要材料,通过对该文献中■一词的梳理,讨论吐谷浑庙祭,认为将■可译为“举行祭祖大典”,或“时享大典”。据此可知,吐谷浑不仅存在祭祖活动,而且还存在孟月祭祖这样的礼仪制度,并以青海的吐谷浑王陵墓所存地面祭祀建筑为主,讨论吐谷浑墓祀现象。文章认为,庙祭和墓祀可谓祖先崇拜的一体两面,结合汉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推知,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存在祖先崇拜的社会信仰,并且延续至吐蕃统治时期。     

青藏高原的岩画与本教

本教是佛教进入西藏之前普遍流行于青藏高原的土著宗教。本教,藏语称之为“Bon-po”。艾利亚德(M·Eliade, 1975, pp. 428—440)和内贝斯基(R·Nebesky-Wojkowitz, 1993, pp.633—654)曾明确地将本教归属为萨满教;许多中国学者亦持此说(张云,(?)988)。9世纪以后,尽管佛教取代了本教在藏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本教及本教文化仍深深根植于民间。直到今天,许多民间的宗教活动都带有浓郁的本教色彩;即使在藏传佛教中,也有诸多的本教因素。所谓“喇嘛教”就是指西藏地区带有本教色彩的佛教(王尧,1980)。 把岩画与萨满教联系在一起,并下是一种普遍认识,中国情况亦然。不过许多学     

纳西族东巴大祭风的心理功能

东巴大祭风作为纳西族祭祀非正常死亡者灵魂的仪式,“情”与“怵”交错互动、贯穿于整个祭祀过程中。东巴大祭风的目的是使非正常死亡者的灵魂得到“解脱、释放、各得其所”。东巴大祭风习俗的形成和变迁与纳西族的宗教观念、殉情风习,以及家族观念密切相关     

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神圣空间观念解析

显圣物是神圣空间神圣性的自我表征和核心来源,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中的三个神圣空间,其神圣属性源自不同的显圣物.仪式中神圣空间的生成及其神圣属性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万物有灵”观念、禁忌观念、巫术观念、祖灵观念等原始宗教观念的投射,其中,以祖灵观念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祭“滚年”是湘西苗族自然崇拜的典型形态,也是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的隐蔽形式.     

“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

“吐蕃”,是唐代中原人对当时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古代藏族政权(即通常所说的“吐蕃王朝”)及其属地、属民的称谓。在初唐的汉文史料中,“吐蕃”有时亦作“土蕃”。对“吐蕃”这一名号的语源及其最初的含义,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次探讨,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本文拟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史料,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有代     

吐蕃治下的汉人

一唐时,吐蕃王朝是我国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最强大的政权,其极盛时期,正如《新唐书·吐蕃传》所谓:“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北抵突厥,幅员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的确是唐王朝必须认真对付的力最,诚如陆贽疏论上所说:“今四夷之最盛强,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固然突厥一度也很强大,就是在隋初分裂为东     

贵州化屋歪梳苗“打牛”祭丧仪式探析

打牛祭丧是贵州黔西县化屋歪梳苗丧葬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仪式。该仪式的举行与否,取决于死者的年龄大小、是否生育及死者家庭的经济条件。通过这一极富象征性的传统仪式,苗寨社会建立起了一种以费用分摊为目的的经济扶助模式,有效缓解了单个家庭举行丧葬活动的经济负担。同时,家族认同功能也在仪式中得以强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打牛祭丧仪式也在不断变迁。     

山神与山崇拜

山崇拜是重要的自然崇拜之一。与山崇拜有关的种种文化现象,可称为山崇拜文化丛,它包含山神观念、山神形象、山神名称、祭山场所、祭山仪式等。山神观念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的,是蕴藏在人们心灵中的文化现象,它属于山崇拜文化丛的深层结构。山神形象、名称及祭山场所是以物质或物化形态表现的,它属于山崇拜文化丛的表层结构。祭山仪式是以人的行为活动方式表现的,它属于山崇拜文化的中层结构。①本文就山神观念和山神形象和祭山仪式作一探讨。     

圣俗之间,声谱之中:再论南侗祭萨仪式中的“哆耶”展演

本文关于祭萨仪式中＂哆耶＂展演的研究,以伦洞侗寨正月祭萨仪式为个案展开,探讨哆耶展演尚未被学界重视的两重性质：圣俗之间与声谱之中。前者暗示着哆耶展演在祭萨仪式中对人神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双重建构,后者则将哆耶置于整体仪式音声声谱中,以诠释哆耶如何与其他南侗歌谣相呼应作用于祭萨仪式,并成为其中核心音声样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