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枫桥经验”探索社会治理创新思路

“枫桥经验”是党长期领导人民所创造的富有成效的治理经验,在新时代仍然焕发着无限的生机,是我国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选择。“枫桥经验”有显著的治理优势,然而在实践中尚存在着思想引领作用发挥不强、共治参与主体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化解矛盾本领不强等现实问题。本文从“枫桥经验”所固有的社会治理优势出发,不断探索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的实效化、健全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机制、增强基层干部化解社会矛盾本领,是“枫桥经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效途径。     

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自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并且不断发展的宝贵经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着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等社会治理优势。这些治理优势在治理民主、治理决策、治理成本、治理规则、治理效率方面的优化,是"枫桥经验"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体现。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启示——以“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为例

创立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枫桥经验”,经过近六十年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了由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典范——社会管理的范例——社会治理的典型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基层治理领域攻坚克难、铸造辉煌的一个缩影。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不但传承了“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管理中的协同治理：从理论反思到现实观照基于珠海社会管理“先行先试”经验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现代社会管理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内蕴,并基于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资本理论对此进行了具体解读。对协同治理是否具备可操作化的疑问,作者结合珠海社会管理改革先行先试经验的分析,指出社会协同治理能够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跨越。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村庄治理：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

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主要从实体论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对村庄治理实践进行历时性、空间性的解读,建构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治理体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权力谱系社会学本质上是探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的互动互构机制在治理层级和时空层面的渐变规律。总体来说,它具有三大理论要素,一是成分论,二是互构论,三是渐变论。成分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组合关系。互构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三种成分相互构造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渐变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成分相互构造的模式在不同层级、不同时空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清晰地辨识中国治理体制的优势及风险,并可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西方和全球的治理经验。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枫桥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

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研究社会治理,既是贯彻落实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探索。始于浙江、推广全国的"枫桥经验",既是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范本,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鲜活呈现,尤其体现在工作对象、工作方法和工作场域等方面。研究和探讨"枫桥经验"蕴含的思想政治工作意蕴,在激活"自治"活力、搭建"智治"平台、增强"法治"约束和营造"德治"文化四个方面对创新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启发意义。     

“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贫民窟”治理:巴西的行政实践与经验借鉴

巴西贫民窟的规模、特质、治理等方面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巴西贫民窟的形成背景、形态特征、形成和壮大的缘由方面,概括总结巴西贫民窟的历史渊源和外化表现。从治理机构、治理体系、治理核心、治理措施、社会政策等方面对巴西政府贫民窟治理的实践和成效予以阐述。进而尝试从微观的具体整改举措、中观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宏观的城市反贫困政策网络方面,探讨巴西经验对我国棚户区改造和棚改社区治理的借鉴意义。     

“三社联动”助推实现基层社会“善治”

如何实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的三者联动,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近年来各地都在不断思考、孜孜以求,但又缺乏整体性安排的重大课题。为了把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促进社会组织激发活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功能,浙江省民政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即浙民基135号文件,就“三社联动”提出了一些颇具引领性和实践性的观点、举措。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123”工作法 赋能“小单元”迸发“大能量”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如何把最小单元的社会治理小事做好、做实,让最小单元进发基层治理的“大能量”?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五里亭街道天和社区进行了有力探索,创新推出了“1个核心、2重身份、3联工作机制”工作法,有效发挥了“头雁”核心作用,搭建了互联互通警民服务优质平台,有力地激发了“邻里互助”两新组织优势,使社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强、基层治理水平更高、社会治理成果惠及群众更广。     

“三合一”领跑“助老行动”

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创新,上海市崇明县东平镇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开启“助老服务新模式”。2016年初,该项目被评为崇明县第二届十大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东平爱心服务社”是该镇的一个社会组织,2014年,他们运用招投标的方式,中标由市福利彩票基金提供资助的“公益助老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