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再解读——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叙事论之一

巴金五十年代的英雄叙事,通过如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念,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了异质性.巴金的英雄叙事的"异质同构",使其英雄叙事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文化视阈下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蕴涵着对于战争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一文学精神无疑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巴金的这一文化立场逐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并最终在全民失却理性的狂热思潮下,放逐了自我既有的异质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同构".巴金的英雄叙事既有的鲜明个性也失落殆尽.     

叙事新闻报道渗透意识形态——以西方对温州动车事故的一篇报道为例

新闻报道中存在多种叙事修辞技巧,这些技巧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密切相关。从叙事修辞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灾难的新闻报道。具体分析叙述的主要人物、叙事场景和叙事因果关系等叙事修辞手段,力图揭示这些报道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取向和修辞动机。结果表明西方记者总是千方百计迎合读者的伦理、心理和价值观念,维护作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利益。     

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

无论是动画电影,还是通常意义上说的故事电影或纪录电影,叙事都成为其基本的核心范畴之一。叙事艺术与叙事技巧的发展,往往从一个重要方面折射出电影发展的历程。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叙事问题以及电影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而呈现的意识形态问题,值得从创作与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研讨。就动画电影而言,艺术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想像力,以及将这种想像力通过影像方式呈现出来的叙事能力,还有不可或缺的童心和童趣。动画电影的想像力更接近于儿童的非逻辑、非常规、非线性思维,或者也可以说是反成人常态逻辑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动画电影的外在形态与叙事特征。动画电影在意识形态诉求上显然更着意于人类共性的文化内涵,因为作为动画电影主体观众的孩子,与成人世界相比,其意识形态呈现出更少的差异性和更多的普泛性特点。动画电影比起常规的以成年人为基本受众对象的故事电影,更需要“寓教于乐”,更需要通过影像和叙事形象来有效地完成意识形态的传达,而不是借助简单的说教。确立一个可以被认同的价值观也许没有那么困难,但要提升和强化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于强烈的教化欲望,直奔主题的叙事方式,其最终结果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这恰恰是困扰着国产动画电影,也是困扰着整个中国电影界的一大问题。     

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其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其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其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意识形态具象化:意识形态叙事实践的诠释与建构

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叙事介质是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意识形态具象化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并通过图像、仪式、数据等典型的叙事介质把抽象的价值观念、思想观点以及政治立场等"形而上"的观念具象化为可感知、可识别的载体和资源,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输出、认知与接纳.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叙事实践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既具有积极的建构功能,也存在一定的潜在困境.为此,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内容确证、科学指导、价值引领、制度保障以及综合素养和能力的提高,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和引领力.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叙事结构与女性形象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党和政府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它们通过借鉴成功影片的意识形态策略实现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像化和民族政策的影像化,通过叙事结构的功能化展示影片人物、视角、声音的意识形态选择与对立,通过淡化女性性别身份、民族身份及文化身份的方式建构女性形象来映射新疆社会的嬗变,这些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革命"和"解放"的总主题,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合法性建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语言的流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

网络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符号,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网络文化交流中,它突破常规,以迥异的语言风格,施行着符号领域的意义操纵。网络语言群体追从、传递着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主体人格的解构;网络语言随意戏谑,传递着游戏主义价值观,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至上权威的解构;网络语言简洁经济,传递着实用主义价值观,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崇高理想的解构;网络语言形象直白,传递着直观主义价值观,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解构;网络语言暴力批判,传递着自由主义价值观,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权力的解构。为此,马克思主义应加强网络建设,推进大众化转型。     

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意识形态

农民工小说具有突出的真实品格,这种非常艺术化的效果似乎将它与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然而,农民工小说叙事并未脱离意识形态,它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比如,实践路线、"以人为本"、经济主义等。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作用于叙事文本的形式较为隐蔽,且给小说叙事的艺术性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所以在小说作品中变得隐而不彰了。当然,不应忽视的是,农民工小说叙事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反叛天性,常常使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当代文学(1949-1976)民间英雄叙事的潜在建构

当代文学(1949年-1976年)的英雄叙事,是以表现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叙事为主的,民间英雄叙事因素经过不断地被改造、净化后,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因素被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叙事中,在比较边缘的题材里较好地发挥了软化和稀释政治宣传的作用。民间英雄叙事以隐含于主流意识形态英雄叙事中的存在方式,完成了其潜在建构。     

关于文学宏大叙事的几点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宏大叙事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内在合法性遭到质疑、颠覆和解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对宏大叙事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从宏大叙事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对后现代理论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和个人化叙事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反思。认为重新审视和辩证理解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对当下文学放弃社会责任、价值关怀和精神担当等,具有建设性意义。     

萨特伦理叙事和意识形态叙事的特点

萨特一生的文学创作可划为两个阶段,前期重伦理叙事,后期则以意识形态叙事为主。前者注重叙事话语的形式特点,探求小说式或文学化的生活;后者强调文学的政治道德立场,关注文本向读者表达的意蕴。二者虽方向相反,实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人的存在境遇和本质问题,其区别既有本体论的,也有方法论的,更多的是策略上的。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性别的消隐与呈现——关于1950年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

在195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男女平等”口号造成了文本中性别的消隐,但建构在性别基础上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以及二元之间“主/从”的权力关系,却使性别以“军/民”、“党/群”、“领袖/士兵”等意识形态的方式呈现出来。1950年代的女性写作,作为主流文学叙事的一部分,清晰地反映出这一性别消隐与呈现的状态。     

日常生活意义的拯救与回归——当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的流变

在任何时期,日常生活叙事都是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年文学中,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形成了两种独特的结合模式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救赎和对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日常生活的诗化张扬。“文化大革命”后,各种形式的日常生活叙事力图从主流意识形态中突围并日益疏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环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在极度膨胀之后陷入欲望化的泥淖里迷失其意义。在当下的众声喧哗之中,一些具有使命意识的作家对于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行着多向度的追寻。     

论《小城春秋》的传奇叙事

《小城春秋》以传奇叙事来演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作者对传奇叙事创造性的借鉴和改造,一方面,弘扬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使传奇叙事获得讲述话语年代的叙事栖身空间,充分地表现出历史的本质和时代精神更好地昭显了革命意识形态。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论新闻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纵——从叙事话语的角度

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译者翻译的目的之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翻译叙事话语的事实建构。通过引入聚焦转移和语言变异的"重写策略",进一步再现了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对译文话语的意义掌控。     

试论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现实意义

先锋文学诞生于改革开放伊始，是本世纪拿来主义传统的又一次再现，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学界的一次借鉴和演绎，是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特色文化语境、审美意识形态和全球性商业及文化活动的联袂产物。先锋文学以其新的叙事视点和叙事话语方式，展示出独特的叙事情境和叙事结构，证明新的叙事方式的可行性并预示文学叙事发展新的可能性。它的介入为中国文学注入一股鲜活的血液，拓展了叙事天地、开阔了叙事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