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知识人的知识

近代中国同时存在四套知识,即中学、西学、东学和天竺(印度)之学,前两种是基本的和主导性的,后两种是辅助性的。因为无法完全吸收,而且难以兼容兼备,近代中外文化态势由内化转为外化。中、西、东学融合而成的新学,实以西学为体。以新旧对付老辈,用中西引领时趋,是近代趋新知识人异军突起的不二法则。但是以新学承接旧学,难免变形,用新学输入西学东学,又往往隔膜。重启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消解新学造成的看待传统及世界的似是而非,有助于为世界格局的重构提示不同选项,做好人类文明进入多元化新纪元的知识和人才准备。     

女性词人结社与晚清民国女性词风演变

晚清民国女性文人的地位有所改变,大规模地结社吟咏也不会受到封建保守主义者章学诚等的抨击。同时,晚清民国女性词人结社将生活视野拓展至自然与社会,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词的题材,如秋红吟社女性词人的自然体验,南社女性词人强烈的社会意识,梅社女性词人浓厚的时代感,寿香社女性词人回归日常生活与性灵等,贴切地表现了晚清民国女性文人、妇女生活及其精神追求,也代表了晚清民国女性词风的重要节点,进而推动晚清民国女性词风的演变。     

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考察

通过系统考察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轨迹及其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晚清传统航道图的编绘存在两大类型,一种是传统山水绘法,一种是平面符号表示法,但传统山水绘法占主要地位。伴随19世纪末川江行轮的兴起,西方现代测绘技术开始应用于川江航道图的编绘实践。而在西方人的刺激下,民国时期国人亦开始采用现代测绘技术勘测川江水道,并以此作为收回航权的技术前提。从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轨迹看,不仅清晰可见中西方对川江航道讯息处理的空间差异,同时也反映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理念的碰撞、交互与融合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就是西方科学制图与现代测绘技术的展开、发展与确立的过程。     

晚清民国词作的域外描写及其意义

晚清民国词作中的域外描写以海外风光为主,兼及历史名胜、风俗人情、新鲜器物、科学知识等。在艺术上,词人们善于运用中国古典文化来解读西方自然人文景观,并经常借域外景物发故国之忧思。此外,这类词还呈现出中英文杂糅与游记式的特点。这些域外词作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开拓了词的新境界,也体现了词人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坚守以及外来文化与词人之间既互相影响又彼此"独立"的矛盾关系。     

晚清民国文人结社的组织类型及其特点

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多达二百余个,社团成员身份复杂,结社方式和结社目的不尽相同,很难以某一标准分类而将二百余个文人社团一网打尽.根据社员角色结构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家旋吟咏型、师友传承型、地缘纽带型、报刊纽结型以及官员同僚酬唱型等等.在判断某一文人社团时,不能简单决绝地将之归入某一类型文人社团而排斥另一类型,在重视社团成员之间某一关系时而不能忽略成员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     

论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

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其实质便是革命代替改良。戊戌时期,维新派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戊戌六君子”事变后,革命与改良日趋分野,革命成为新的文化主题。在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共同声音背后,各派在具体道路选择上形态各异。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作为既定的目标,孙中山则把自由、平等、博爱写上共和的旗帜。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从改良到革命的嬗替历程。     

晚清桐城派嬗变的文化轨迹

桐城派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其发展变化不仅仅与文学有关,还与社会思潮、学术、教育等具体文化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桐城派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并非一味保守,无所作为,他们在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得领时代之先,但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局限,晚清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渐趋保守,并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     

论晚清女性弹词小说的式微

清代女性弹词小说是在外部社会环境、内部文体发展、创作主体因素三种合力的推动下兴盛起来的,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其产生背景的特殊性决定了女性弹词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依赖性。当它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复存在,文体本身和创作主体也随之发生变化。晚清社会的动荡不安、仓促而焦灼的时代节奏使女性弹词小说同样也由合力的牵制最终走向衰落。     

晚清留美教育潮流的嬗变——从美国对待我国留学生态度的视角再思考

从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留美学生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以限制甚至阻挠其入境学习。面对布满荆棘的留美之路,大批莘莘学子只能望而止步,留美教育几乎中断。1905年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急遽转变,随后在与清政府关于退还庚款的谈判中,明确限定所退款项只用于我国学生的留美教育,此后,留美学生数逐年攀升。而促使美国政府幡然醒悟,大力推动教育交流的最主要原因则是气势磅礴的抵制美货运动。     

晚清民国词学观念的演变——以论词绝句为考察对象

晚清民国时期的论词绝句,普遍体现出两大倾向:一是在取径宗范上,表现为由习效姜夔、张炎转变为标举苏轼、辛弃疾;二是在艺术尊尚上,表现为由尊南宋抑北宋转变为抑南宋尊北宋。晚清民国时期词学批评与艺术宗尚在论词绝句领域的这两大变化,是不同社会文化、时代精神所催生与引导的结果,显示出我国传统词学所内含的生生不息之精神及所呈现之独特面貌。     

晚清公司的两权关系与政府行为

晚清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公司制度并非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相关制度极不完善。因而公司制度引入后,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关系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于公司制度的成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政府及其代理人官僚阶层扮演了重要角色。     

晚清的词与物：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命名嬗变考察

晚清域外游记出现诸多对西方现代事物的“命名”,从“无名”的谜面式描述,到“有名”的词语指称,从颇具模糊性、想象性的自造词命名到客观精确的词语命名,命名活动既是一种词语运动,意味着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多音节的现代汉语词汇纷纷登场,也是一种精神衍变,表征了命名者精神结构,以及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     

晚清时期新疆与沙俄贸易关系述评

晚清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经济的互补、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渊源、社会的发展和强权政治的强大推动等原因,新疆与沙俄之间的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对沙俄来说,双边贸易的繁荣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促进了其东向殖民扩张;对新疆来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疆社会生活的需求,促进了当地经贸的发展,但是在经济贸易繁荣的表象之下,是国家主权的丧失和巨大经济利益的损失,给新疆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从传统到新变,从幽婉到豪放——论晚清民国湖湘女词人创作

晚清民国湖湘女词人的创作与时代风会、个人成长经历息息相关。随着晚清进入民国,她们在创作上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转变:晚清湖湘女词人抒写传统的闺音闺情至民国跳出闺闱而抒爱国激情,故词风亦由幽婉而豪放。这种历史性转变反映了晚清民国女词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蜕变,亦可从中窥探晚清民国女性文化心态。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民族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亟待以更合乎逻辑的形态被阐释出来。通过对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     

晚清民国时期郁江流域蔗糖运销网络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郁江流域甘蔗生产和制糖业比较发达,黄糖、白糖上市量大。在以广东等外省糖商为运营主体的推动下,形成了郁江流域蔗糖运销四级网络：郁江和左右江两岸产糖区乡村圩市为蔗糖运销一级集散地,龙州、驮卢、百色、田州、那坡、蒲庙为二级集散地,南宁、贵县、北海为三级集散地,梧州为四级集散总中心。郁江流域的蔗糖以运销桂粤港沪市场为主,滇黔湘市场为辅,蔗糖运销市场范围广,增进了国内外商贸往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郁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略论晚清钱庄与洋行关系的互动性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洋行作为一种经济侵略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来到中国。它与扎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金融机构钱庄发生了激烈地碰撞,两者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相互合作。在洋行刚进入中国时,它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不得不寻找合作伙伴,由于钱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洋行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在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后两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洋行对钱庄所具有的封建性质越来越不能容忍,洋行需要把钱庄改造成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在两者的利益矛盾面前又相互排斥。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钱庄只有在布局和功能上不断地适应洋行的发展需要,才可能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