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     

论郭嵩焘抚粤与罢职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其遭时人贬斥、争议的，除三年使 西，便是三年抚粤。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开始的， 先后与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及闽浙总督、节制广东军务的左宗棠发生交恶构怨，又遭粤 省绅商的谤议而名声大坏，最后罢职而去。其由来、政绩，与三总督交恶及被谤的是是非 非，本文拟作一个客观叙述与评价，以澄清历史真相。     

清代咸同时期战时筹饷与淮盐湘岸旧制规复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在淮盐行销的湖南省内,太平军及私盐攘夺淮盐利益,粤盐、川盐亦不断涌入湘岸市场,统兵将帅在湘岸采取各种变通办法筹措军饷,导致湘岸旧制趋于肢解。战争后期,两江总督曾国藩着手规复湘岸旧制,但兼顾安庆粮台军费筹措,盐价较高,复旧方案难以推行。同治年间,湖南援黔军饷紧张,湘抚刘崐奏请粤盐销湘,设卡抽厘,遭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坚决反对。王文韶任职湘抚后,由于曾氏与王氏交谊融洽,两江对湖南筹饷格外的照顾和支持,使得湖南与两江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两江基本收复湘岸引地。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选任风潮——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溯源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南下,副都督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从此至南北议和成功,胡汉民再度回粤任都督,广东发生了长达4个月的都督选任风潮.由于孙中山对陈炯明不信任,在举荐粤督过程中措置失当,使陈炯明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成为孙陈后来合作过程产生分歧的源头,并由此逐渐发展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最终决裂.     

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潮

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甲午中日战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低潮时期.清王朝凭借中外反动势力与满汉地主阶级的相互勾结,血腥地镇压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暂时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大肆吹嘘所谓"同治中兴"、"中外和好".然而就在同治小皇帝死去的第二年,敏感的官僚知识分子薛福成已经看出中国的形势"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这种惶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七十年代以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此期间,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国际资本主义逐步加强了对中国友邻国家的掠夺,相     

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外官制改革的实施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七日清廷谕令进行外省官制改革。清廷此举一方面是为宪政改革做准备;另一方面是藉改革以改变太平天国以降所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体系,因此,官制改革过程中充斥着朝廷与督抚间的权利博弈。研究外省官制的实施情况,不但可以观察晚清地方权力体系的运行状况,而且可以体味清末预备立宪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和覆灭

在本世纪初叶,伴随着辛亥革命失败的结局而来的,便是北洋军阀和各派地方军阀的统治。盘据广西十年的陆荣廷桂系军阀政权,曾经进兵湖南,占据广东,称得上烜赫一时,炙手可热。剖析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演化和覆灭,在西南军阀史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社会土壤和历史背景军阀统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特征。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土壤和历史背景。清政府依赖帝国主义和湘系、淮系地主武装把     

左宗棠在幕府时期

左宗棠是“大器晚成”的。四十岁以前,他仅仅在醴陵渌江书院任了半年多主讲,在安化陶澍家官当过八年私塾教师;四十一岁至四十八岁之间,他又在湖南、湖北的督抚幕中过了八年幕府生活。在此之后,年近半百了,才开始发迹,迅速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和“中兴名臣”的行列。在幕府的八年中,左宗棠先后两佐湘幕,其间一佐鄂幕。1852年10月,他应湖南巡抚     

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湖湘理学群体利用"湘军网络"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凭借所获取的权力来推行平素所信仰的儒家政治理想.湘军的兴起,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由中央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湖湘理学群体与清廷的交互作用下,督抚专权现象初现,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

道、咸以来,清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在挽救这种危机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进行了权力的重新分配,这就使权力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取代。这一新的权力结构不但直接影响着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而且它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抵御力量,是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围绕权力结构变化的条件、督抚职权膨胀的表现及诸般特征以及与晚清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试图从权力结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清朝官制拾零(二)

清朝设官,不是一刀齐的。比如,一般说一省设一巡抚,二三省设一总督,其实不尽然,如直隶、四川都没有巡抚,却各设总督一人。山东山西上面并无总督。山东济宁有河道总督,江苏淮安有漕运总督,东三省以前各设将军一人,管理地方,清末才改设督抚。福建在台湾道改省后,撤去福建巡抚,改设台湾巡抚。湖北、武昌和广东、广州都既有总督,又有巡抚,即所谓督抚同城。广州还有将军,将军是管辖当地旗兵的,但地位最崇高。曾国藩攻太平天国,打下南京,向北京清廷告捷的奏折,系由荆州将军官文领衔,曾国藩并不列在第一名。     

广东历史名人传略系列成书

之于《广东历史名人传略》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7年版 ,下称《传略》)的姐妹篇 ,由陈泽泓著的《广东历史名人传略续集》 (下称《续集》) ,于 2 0 0 4年 3月在广东人民出版社问世。连同作者与李小松合著的《历史入粤名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3年版 ,下称《入粤》) ,十年三箭 ,广东名人传略 ,形成一个系列 ,一种整体效应。陈著传略系列 ,三书各有侧重。《入粤》名人者 ,主述外籍入粤之佼佼者对百粤的突出贡献 ;《传略》名人者 ,概述本土人于本土的活动与建树 ;《续集》名人者 ,则着墨其在岭外之拓业与事功。较之而言 ,《续集》传主的业亦…     

民国初年广东三督关系考辨

辛亥广东和平光复,由于光复后特殊的政治局势,形成了胡汉民、陈炯明与黄世龙三督共治的独特格局。在共治期间,胡汉民与陈炯明由于是有着共同政治目标、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同志,因此能够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为稳定广东局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而参督黄士龙由于与胡、陈政治目标不同,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由于胡、陈能够达到一致,使得在这场三人政治博弈中,最终以黄士龙的出局而告结束。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洋眼中的近代中国变革——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为例

西方人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变革?芮玛丽的<同治中兴>在对中国近代史的审视中透出了西方某些史学家关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观点,并对同治年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精辟见解.但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过分夸大了外国影响对中国的重要性,也过分夸大了儒家或儒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对近代化变革的抑制作用.     

社会动员视阈下的清末粤语报刊——以《唯一趣报有所谓》为考察中心

利用报刊进行社会动员是清末以降中国新闻事业最为突出的特征,其中《唯一趣报有所谓》利用粤地方言写作传统和成熟发达的粤文字系统,建构从精英到平民的二次传播路径,暂时解决了方言地域性与报刊"大众传播"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世纪初期掀起一场以粤语写作民间曲艺,以图"鼓民气"、"合大群"的社会动员,影响深远,是近代报刊中方言写作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