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机构的生成路径与运作困境分析

培育社会工作机构,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应对社会问题、提升治理能力、建立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的需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赋予社会工作机构合法性,给社工机构提供资源支持,推动社工机构开展服务工作。但在强政府背景下,受资源依赖、组织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全面介入也导致社工机构在自主性、专业性、认同性三方面出现不足。对此,需要社工机构在寻求政府支持与保持自身独立之间寻求平衡。     

政府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政府以多种形式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近年中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式之一,也是推动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助力之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向区社工协会和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这两个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不足,束缚了政府购买效果的发挥.因此,应当从政府理念、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促进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使政府购买得以深化.     

社会服务内卷化及其发生逻辑:一项经验研究

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社会服务走向了内卷化.在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改革过程中,社工主动或是被迫地卷入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中,或者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名义下从事并承担政府的行政性任务,虽然在表面上看来社会组织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一系列服务指标,但是这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实质上并非有内涵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专业精神并未得到体现,并表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态势.导致社会服务内卷化的主要因素有来自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等.     

从现代社会福利视角界定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问题

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中福利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福利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的过程中,其服务对象面临原有民政对象服务深化和拓宽服务对象的双重需要;社工机构是承接社工福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其发展方向是以充分自主性为前提和政府部门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社工机构和其他类型NGO之间需要相互借鉴学习,形成平等竞争合作的良性伙伴关系;社工机构的资金来源从单一依赖政府走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结构是其自主性发展的重要基础。     

政府购买服务准市场化的异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反思——以广东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为例,从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历史脉络反思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准市场化异化问题。通过系统阐述“国家办社会”与“市场办社会”两种发展模式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基于“政府归位”的“双百”社会工作实践经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可能的发展道路——国家直聘社会工作者且将社工站(点)建设成为国家社会建设的事业单位,以确保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     

司法社会工作组织推进中的四重张力及其消解——政府与民间组织协同司法社会工作的“互适性”问题

司法社工组织的建设会遇到四重张力。一是合法性张力，这是司法本身代表的“公权力”与司法社会工作组织的民间性之间的张力；二是目标性张力，这是国家司法的行政性与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之间的张力；三是独立性张力，指政府司法部门对司法社工组织的他组织与司法社工机构的自组织之间的张力；四是匹配性张力，这是政府购买司法社工机构服务与司法社工组织自己去寻找服务项目间的匹配性张力。对于这四重张力，作为主要参与司法社会工作组织建设双方的政府司法机构与司法社工组织，既无法回避，也无法对之完全消解，而只能寻求并探索出一条平衡张力的“互适性”道路。事实上，司法机构和司法社工组织双方也正是在这四重张力间的互适表达平衡中获得成长。     

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视角思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行为

西方社会福利私营化等新的福利理念及实践对中国福利改革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专业化已成为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和实务操作的主要去向,非营利民间组织在社会服务体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政府购买服务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深圳作为试点城市尝试建立由政府向非营利民间组织购买社工服务的体系。通过实地研究,介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产生、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探析服务型政府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以完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其他城市的开展提供借鉴。     

佛山市社会工作政策现状:执行障碍及启示

在建构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之下,佛山市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有效地激励了社工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社工行业从业者的加入,但在行业的准入制度、税收政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偏离,完善注册登记制度、建立信息交流平台、落实优惠政策等措施是推动佛山乃至其他地区社工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举措。     

政府与社会: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

在单位体制下,我国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形成"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依附链条,也导致了"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链条.单位体制的弱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经历着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重新定位,要积极推进民间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社会组织的角色、困境与出路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载着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变革、社会组织发展的重任,社会组织扮演着变革推动者、服务承接者、改革受益者的角色。政策执行受内外诸因素影响而可能出现扭曲,社会组织在获得更多参与机会的同时,也饱受独立性被侵蚀、承接力不足、公信力低下等困扰。这些问题是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在政府购买服务领域的聚焦,困境突破不能局限在这一领域本身,亦不能单靠社会组织的力量。政府理念从"治理社会"向"社会治理"转变,社会组织内外兼修激发活力,社会公益环境的培养等都是当下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力量。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常规扎根与动态回应：外包式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预算的效率原则与约束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项行动。文章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范畴、预算原则、机制约束和规范约束作出了方向性的讨论和设计,提出要把服务成本和管理成本均列入预算范畴,并且需要节省成本激励和公开竞投两种机制以及服务质量和组织管理两种规范作为约束手段,来保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效率、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     

社会工作机构的类型与发展研究——以甘肃省社会工作机构为例

文章分析了甘肃省社会工作机构的三种类型,即公益基金会支持型、政府与企业合作服务型和政府购买服务型的社会工作机构。公益基金会支持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面窄但服务深度广;政府与企业合作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于政府指定的养老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面广但深度不够,主要提供普及型服务。社会工作机构行动目标越接近资方目标,越容易获得资源,不同服务项目的运作机制不同。文章认为,未来应建立健全政府购买软服务的公共制度,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品质。     

供给侧视角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路径优化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发展,是当前我国在社会服务供给体制创新方面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从本质上说是服务规划者与服务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组成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端",只是在"供给端"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公共服务的对象则成为"需求端"。由此,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从供给理念、供给制度、供给要素、供给机制和供给边界五个方面构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路径优化的分析框架,以期不断地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与质量,有效满足公众需求。     

从政府包办到政府购买——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新路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福利实行的是"国家-单位制"模式,社会福利的具体事务由政府直接包办统揽,实行垄断性经营.随着社会福利发展模式逐渐向"多元福利"模式转变,社会福利服务的供给上也开始呈现出由政府包办服务向政府购买服务转型的趋势,政府购买服务成为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一种新型路径选择.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尚属于处于起步阶段,建议构建本土化的系统的政府购买社会福利服务的实践运行模式,并进一步探索可持续发展机制.     

社会工作拓展视域的“社工+”论析

"社工+"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概念,涉及社工主体+、社工领域+、社工手段+等。在社会工作拓展视域中,"社工+"的核心是社工领域+,即社会工作在其传统实践领域获得较好发展的基础上,使其可能应用的领域不断得到拓展,既促进相关领域事业的发展也促进社会工作本身更大进步的一种举措,它是社会工作拓展和社会工作推广的一种带有模式化的简约表达。"社工+"的对接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府责任所及的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治理创新层面;二是政府责任难及的正常社会生活维系和社会关系协调层面。要使"社工+"战略有效推进,需要懂得"社工+"的基本方式,要求制定"社工+"的系统规划,必须提供"社工+"的资源保证,更应吸纳"社工+"的高级人才,强调建立"社工+"的成套制度,重视强化"社工+"的管理协调,积极关注"社工+"的创新面向;设法防止"社工+"的过度跨界。     

转型时期的混合式契约制度与多重交易成本

市场经济取向的制度变革意味着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新的契约关系中重新定位。文章强调转型时期正式的契约难以在第三方约束下强制性执行的软约束特征,而导致契约软约束的基本原因在于转型时期混合式契约制度安排。即社会关系网络和权力作为非承诺性的“原始”契约和命令计划者大范围的或更深层次地与法律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文章探讨了合约形态如何从计划时期的隐含式长期契约关系向市场经济的法律上可强制实施的合同关系的转变过程、契约软约束的形式、机会主义与多重成本特征、交易成本结构变化与契约选择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