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王琳的照《芜城赋》，《文选》把它与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置于“游览”一门，不妥。此赋描写淮左名城广陵的昔盛今衰，与王、孙之赋的题材有所不同，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列之“都邑”一类中，似较合理。都邑之赋的创作，在汉...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论杜甫的“登楼”诗

自建安文人王粲流寓荆州,作《登楼赋》以寄慨以来,＂登楼＂遂成为历代文人抒发身世之慨和客中之愁的一个特有的人文意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而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不仅在其登楼诗中继承了王粲《登楼赋》表达身世之慨和故园之思的抒情传统,而且运用＂时空并驭＂的手法,将伤时忧国的伟大情怀,和深邃的＂宇宙意识＂寄寓其中,拓展了这一题材的艺术表现范围,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千载传唱的名篇。     

《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二

或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此说似是而非。误解或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辨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是先梁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两都》与《二京》

赫然冠于《昭明文选》卷首的两部大作,就是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自从萧统把它们奉为文章的楷模之后,它们在文坛上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刘勰《文心雕龙》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并辞赋之英杰也。”评价甚高。自左思对此二赋提出批评后,历代论家,抑扬褒贬,莫衷一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则多持否定态度。或褒或贬,一般都是把《两都》、《二京》作为京都大赋的代表之作相提并论,好象它们之间没有多少差别。其实两赋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历代赋汇》赋序指误

光绪双梧书屋俞樾校本《历代赋汇》中所录赋序,除承袭《文选》内序外序不分、以史辞为序之外,还有序、文不分,作者姓名与时代不当,有序而又未予标记等错误。     

无瑕白璧《闲情赋》

历代评论陶渊明,总是冠之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歌之祖”的称号;或者对他的《归去来兮辞》及其得意而忘言的诗作大加赞赏。而他作品中独具一格的《闲情赋》往往被冷落一边,有的甚至把它列入不屑一提的伤风败俗的下乘劣作。清人方东树对《闲情赋》就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如陶渊明的《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①就连最先全面认识陶渊明作品的萧统,也把它看作是“白璧微瑕”②,并将它摒弃于《文选》之外。     

登高之作的里程碑——谈王粲《登楼赋》的文学地位及影响

王粲的《登楼赋》可谓我国古代登高之作的里程碑。它是登高文化兴起的奠基之作，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登高之作；几乎涵盖了历代登高之作的思想内容，是其后文人登高抒怀的母体；体现了古代登高之作的最高艺术成就。充分认识这篇抒情小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疑有重要意义。     

论毛泽东诗词的形象思维(下)

四毛泽东在信中又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同比、兴两法一样,赋也是自《诗经》以来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谢榛曾经对《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作过统计,他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由此可知,赋的运用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是相当广泛的。对赋这种表现手法,我国历代诗论家有过不少论述。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说:“赋之言     

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考论

梁武帝编纂的《历代赋》、萧统编纂的《文章英华》及《正序》,使赋、诗、文三类“英华”各有所归,然萧统缘何还要编纂集三者于一体的《文选》？经爬梳史籍和探究文本,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变得清晰可鉴,即试图以集文章之“清英”的《文选》,通过美德业、宣忠孝的方式尊帝王,再以尊帝王、美教化的方式透过“至尊在”的底线,最终实现厚人伦、致哀悼的目的,并以陆任卒年为参照,隐秘祭悼丁贵嫔。     

传统文化心理的独特表达方式 ——论《文选》次文的丰富意蕴

《文选》(亦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诗文总集.这部总集有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价值,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著述甚多,而对它的次文“义理“却极少涉及,即或偶有问津,也颇多微词。笔者认为,《文选》诸体首辞赋,辞赋首京都,诗歌首补亡,散文首诏令的次文体例的选取,是对历代士人传统文化心理的涵括与表达。仅此而言,《文选》之被誉为“总集之弁冕”也是当之无愧的     

早期“物色”描写的演进与三种写景风格的形成

《昭明文选》所收的赋有“物色类”,录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莲《雪赋》、谢庄《月赋》。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说:“有物有文曰色,风无正色,然亦有声”。看来“物色类”的作品,均以物或者外境的声色状貌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的“物色”描写,不是为了交待人物与事件的客观环境、渲染烘托气氛而存在的辅助部分,乃是作品的题材内容。传世的古代作品中很多属“物色”一类,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此类辞赋诗文的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为何称为“永州八记”

柳宗元在谪居永州期间,曾写过脍炙人口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山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和《游黄溪记》九篇山水游记。 但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之为“永州八记”,目前一些文学史、“文选”和研究柳宗元的专著(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刘盼遂、郭预衡:《中国历代散文选》,冯其庸等:《历代文选》,吴文治:《柳宗元简论》等等),也都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明明是“永州九记”,而被说成是“永州八记”呢?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是“千年来文坛之顺口溜,而印合尔巧,莫知其所由然而然”(《柳文指要》)。而我认为,不妨深入考查一下“八记”的提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何原因?从而明瞭一个究竟。     

一部对最早赋话的首次标点整理之作——评[清]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

由何新文、路成文教授合作整理的《历代赋话校证》（附《复小斋赋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校证》），是湖北大学何新文教授计划编辑的“历代赋话丛编”的第一种。《校证》以湖北省图书馆所藏清代乾隆五十三年复小斋刻本为底本，校以该书征引的有关文献的原文，并适当参考《携李遗书》中的《复小斋赋话》及香港何沛雄的《赋话六种》中的《历代赋话》，可以说是集众版本之精华和众家之大成。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潘岳赋论

潘岳与陆机齐名,是西晋最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赋在六朝时期就极受推重,刘勰称之为“魏晋之赋首”(《文心雕龙·诠赋》),今存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萧统《文选》选录他的赋多至8篇,居周、汉、魏、晋、宋、齐、梁历代作家之首。尽管年代久远,存文不易,可潘赋流传于今者仍有20多篇。这些作品大体上可以分成抒情、纪行、咏物三类。本文试为论述,以求专家匡正。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关于《文选》组诗与《集》一诗一题之异——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所说之《集》多非作者本人手编,故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说,《文选》未必不及之。以《集》一诗一题而《文选》合之,且两者题异,便断《文选》"误",及以《文选》一诗而《集》为若干首,便说前者"盖误"等等,均未为得。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而非仅就《文选》以观《文选》,时至今日,实在难以找到能证明《文选》成书仓促之坚实材料,哪怕就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