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生煮海》对《柳毅传》的翻案

元人李好古所作的《张生煮海》是对唐传奇《柳毅传》的重新演绎与翻案。在儒释道思想的交织中,书生、龙女等人物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张生煮海》既表现了元杂剧独特的风格,又将深刻的思想蕴乎其中,其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     

娶得龙女事事如愿——"龙女”故事解析

龙女故事是中国各族人民最喜闻乐见的神奇幻想故事之一.本文将龙女故事分为“龙女报恩”、“龙女与凡人婚配”、“煮海宝”和“乐人与龙女”四个亚型.对于龙女故事的起源与演变,本文综合了60年以来的各家研究成果,从龙女故事的印度源流与中国化两方面勾勒出其形态的发展脉络.龙女形象与“求如愿”母题的结合使“     

越南汉文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改造——以《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为例

越南汉文小说大多是在中国文学/文化影响之下的本土化创作。笔记类小说《状元甲海传》的主体故事即是在吸收中国传说《白水素女》及《柳毅传》的基础上,糅合了越南本土的传说所进行的本土化创造。《状元甲海传》在越南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了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甲状元》。《甲状元》的故事主体与《状元甲海传》已有很大不同,其传奇故事已由神仙之"奇"置换为凡人之"奇",中国传奇故事的原型已不见踪影。由《白水素女》及《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反射出18-20世纪初中国文学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及其兴衰。     

粤剧《柳毅传书》对唐传奇《柳毅传》的改编与创新

中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优秀的唐传奇作品,后世文人将之改编成戏曲者层出不穷。从唐传奇《柳毅传》到粤剧《柳毅传书》,作品故事、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本文将粤剧《柳毅传书》与原作唐传奇《柳毅传》在主题、人物塑造、情节改编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两者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探讨不同时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对于男女两性人格和社会地位认知模式变化的作用和影响。     

《柳毅传》的东来与演变为野谈的过程

在朝鲜末期传播的野谈中,《青邱野谈》《东野汇辑》《东厢记纂》等所收录的《李义勇》传奇色彩比较浓郁,与中国唐传奇中李朝威的《柳毅传》有相似之处。本文通过考察《柳毅传》与《李义男》之间的关系,分析《李义男》的演变过程及其内涵,探索《李义男》产生的时代背景,最后指出:《李义男》是在中国唐代李朝威的《柳毅传》的基础上创作的。     

论仙乡传说对唐传奇《柳毅传》的影响

从民间文学角度看,《柳毅传》享乐长生的主题、把凡人遇仙和人神相恋两种原型相结合的结构模式、采用情节单元组装故事的手法,都深受仙乡传说的影响。可以说,《柳毅传》是作者在吸取并改写民间仙乡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唐传奇名篇。     

《聊斋志异·八大王》的西域传说源流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八大王>写的鳖宝故事与动物报恩母题、佛经龙女报恩母题和"胡人识宝"母题有密切联系,鳖宝具有聚宝和发现宝物功能.中国古人对于鳖宝的信奉以及宝贝观念的形成,深受印度民间风俗及西域外科医术、佛经海洋聚宝观念等的影响.     

《柳毅传》的演变过程

在唐代传奇之中,《柳毅传》是一篇佳作,胡应麟说:“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撰述浓至,有范晔、李延寿之所不及.”对于《柳毅传》的艺术价值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柳毅传》在当时流传甚广,查《太平广记》,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传奇中就曾两次提及柳毅传书之事.《太平广记》卷三—一“神类”《萧旷》叙及“太和处士萧旷”,夜遇神女织绡娘子,“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另外,《太平广记》卷四九二《灵应传》中则借神女九娘子之口,叙述《柳毅传》的主要情节:“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环     

《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

唐传奇《柳毅传》故事原发生地有洞庭湖之说、太湖之说及虚构说等。从唐人的小说观及文本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物产及小说风格等进行考辨,证实：《柳毅传》故事中“洞庭”是指太湖,“湘滨”不一定就是“湘水之滨”,因而传奇的原发地只可能是太湖地区,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     

同为龙种渊源长--中越文化交流研究课题之二

中国唐代笔记小说《柳毅传》是越南神话故事《庞鸿氏传》源头之一,越南《百蛋生百男》则是《庞鸿氏传》的传承和发展,并成为越南的国家神话。     

《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

唐传奇<柳毅传>故事原发生地有洞庭湖之说、太湖之说及虚构说等.从唐人的小说观及文本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物产及小说风格等进行考辨,证实:<柳毅传>故事中"洞庭"是指太湖,"湘滨"不一定就是"湘水之滨",因而传奇的原发地只可能是太湖地区,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     

《孤儿与龙女》与“龙女”型故事比较研究

苗族的《孤儿与龙女》故事与根据汉族民间流传而定型的“龙女”型故事在母题上有很大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的比较，苗族的“龙女”故事更具有曲折悲婉之美，塑造出的龙女形象更人性化，有着一般“龙女”型故事所没有的母性的光辉，更贴近苗族妇女的生活与她们所受的苦难，少了神性。传说性片断的插入更增加了《孤儿与龙女》故事的悲剧性和创作者们的道德价值判断。     

“水神托人传书”——母题的流变

从魏晋到清代 ,“水神托人传书”母题在不同时代的小说、戏曲中皆有表现 ,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此母题在唐传奇《柳毅传》中达到真正成熟 ,以后的流变皆从《柳毅传》加以扩展 ,不同时代的作品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中日报恩谭故事的异同

在中日两国的传说故事中报恩题材的故事非常之多，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动物报恩类、仙人报思类及植物报恩类等等。其中最多的当属动物报思类和私人报恩类。因此，本文想就这两种类型进行比较探讨，力图通过比较两国的传说故事来追寻两国民间文学自古以来的内在联系。动物报恩谭下面对中国的《狐狸姑娘》和日本的《狐妻》进行比较。《狐狸姑娘》的故事梗概：一年轻的猎人在山上救了一只遭狼袭击的狐狸。从此，狐狸每天趁猎人不在家时去猎人家化成姑娘，为猎人做这做那。一天猎人发现了这种情形便藏起了狐狸的皮，姑娘只好留下与猎人结婚并…     

传奇小说繁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在我国,文言小说虽然萌芽甚早,渊源远古,然而都一直只是汩汩细流,蜿蜒出没于松间石上,未能汇为大河,呼啸东去。只是到了唐代—确切地说,是到了安史乱后的八世纪中叶以降,才迅速成熟,形成了被誉为“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宋洪迈语),令后人千载瞠目的文言小说新文体—传奇体。这个阶段出现了诸如《任氏传》、《柳氏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李娃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东城老父传》以及《柳毅传》等一大批光彩照人,雄视千古的优秀篇章。     

从互文性看《聂小倩》的故事来源及其创作指向

历来把《聂小倩》主旨理解为"爱情故事"或由其延伸而来的"理想人格的颂歌"之说,遮蔽了在小说中甚为重要的"拯救"和"报恩"意旨。《聊斋志异》不仅以书生"自况",也存在以狐鬼精魅等"美人""自况"的情况。通过对《聂小倩》中"一女、一男、一侠客"的故事结构及其语言细节的互文溯源,其与青楼文学中"妓女从良"的母题存在密切联系。结合明末清初士人心态、时代风气与创作环境,并与蒲松龄的人生遭际综合考察,认为《聂小倩》正是化用了"妓女从良"的故事结构,进行夺胎换骨的改造,以"渴望知遇,希求帮助"为深层创作指向的作品,融入于明末清初整个创作环境之中。     

《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特殊视角——兼谈《三梦记》的深层心理描写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在方法论上给后来的小说史研究以重要的启示。早在50年代,李长之先生就发表了题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的长篇专论,全面地高度地评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然而,在谈到《中国小说史略》有关唐传奇的评价时,李文对于鲁迅的识见的理解却似乎不无偏颇,而且从行文上看,李文自身也似乎不无矛盾。一方面,李文注意到,“他(指鲁迅——引者注)之特别珍视唐人传奇,也是在‘意识之创造’”;另一方面,李文却认为,《中国小说史略》“讲唐代传奇而对《李娃传》、《柳毅传》、《霍小玉传》只寥寥数笔,还不如《秦梦记》、《三梦记》详”,乃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缺点。殊不知     

《西游记》故事本事考

《西游记》中的故事多有本事可考,本文聊举十则。孙悟空龙宫得到金箍棒、祭赛国索回佛宝、金兜洞丢失金箍棒皆取自《法苑珠林》。孙悟空偷蟠桃后遭天兵围剿取材于《太平广记》。孙悟空与如来斗法的故事与《大般涅槃经》的相关记载大同小异。人参果似是《神异经》与《酉阳杂俎》里的两种异果"杂交"而成。孙悟空与鹿力大仙的比赛内容是《拾遗记》里提到的浣肠。女儿国最确切的原型是《后汉书·东夷传》里的女国。木仙庵谈诗的场景完全来自于《东阳夜怪录》。比丘国以小儿心肝入药的故事脱胎于《新唐书·杨虞卿传》。孙悟空随处召问土地的情节则来自于《吴越春秋》。     

唐前志怪故事中拟人化蛇意象的文化阐释

将动物人性化是保存下来的早期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动物故事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最有力证明。文章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有代表性的"蛇"故事文本的阅读分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志怪故事的产生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内容,在报恩观念和幻化观念中寻求人性化故事的合理解释,获得对中国民俗信仰的深层理念和中国文学生命移植原理的认知。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