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徘徊的郁达夫

“五四”前后，郁达夫的出现是社会与文坛的另类亮色。他以一生的抗争与逃遁演绎着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对话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文坛上因政治话语的强悍而致使为自由、真诚作歌的文人逃遁的惆怅。郁达夫恰恰在这种无奈的逃遁中确立了他诚誉拥身的地位，显示了一个纯粹文人的真正价值。     

郁达夫小说中的“我”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饱含抒情的笔调将“我”贯入小说之中的,郁达夫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当时写作这种包含作者身世“自叙”的作家很多,有早于郁达夫的鲁迅,也有晚于郁达夫的王以仁,以至女作家庐隐等.可是真正把“我”带入文坛发扬光大,而且经久不衰的要算郁达夫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的不幸,突出地映衬着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我”的悲哀,始终流贯着时代和社会的悲哀.“我”,是郁达夫在全部创作中精心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当我们今天希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郁达夫时,不能不注意他这些为数众多的“自叙传”小说,注意小说中“我”的变迁与作家生活及社会时代的联系.     

理想主义激情与殉情主义感伤

郭沫若和郁达夫分别以《女神》、《沉论》,共同显示了创造社作为文坛上一支突起异军的创作实绩,掀起了“五四”浪漫派文学的潮流。但两人的作品风格却显然不同。郁达夫主张“有情写实”的创作手法,赞赏史托姆“带写实风的浪漫派”风格,特别偏爱中外那些具有“殉情色彩”的文学作品。殉情主义——毫不掩饰地抒发内心的苦闷、感     

胡适文艺思想剖析

胡适文艺思想剖析张家钊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当时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可谓惊俗骇世之言，由此而引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真正伟大的变革，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胡适提倡文学革...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郁达夫早期(1927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性观念上的矛盾与信仰的缺失凝聚为作家的死亡焦虑.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暂时消解了这种焦虑,随之又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企图超越焦虑的威胁.这些对死亡的思考和书写形成了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它不仅验证着"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某种困惑,而且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文中画 画中诗 诗中情——读朱自《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裳红》

二十年代初,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中,有两位影响极大的散文作家,一个是以《寄小读者》闻名于世的冰心,一个就是以《踪迹》、《背影》脍炙人口的朱自清.朱自清本是诗人,早年从事诗创作,“五四”时期即写新诗,他的第一首诗《光明》就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代写的.一九二二年创作,二三年发表的长诗《毁灭》在当时诗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二四年出版了诗文集《踪迹》.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创作转向散文,一九二八年出版散文集《背影》,成为一代散文大家.正是由于他是诗人,因而他的散文就充满着浓郁的诗意,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一种诗意”.     

论周作人与郁达夫五四散文观的差异

周作人与郁达夫以散文家的资质解读五四散文。作为五四文学的在场者与创造者,周作人注重散文主体的“性情”与“趣味”,郁达夫则瞩目文本中人性与社会性的“调和”。这不仅凸现出他们操持的散文观念的差异,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五四散文因其开放而得的多元品格。     

屐痕留八闽 丹心映青史──论郁达夫在福建时期的散文

从1936年2月4日来到福州，至1938年3月8日前往武汉，郁达夫在福建生活了两年多．在这期间，他既不象《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作者尼姆·威尔士（即海伦·斯诺）所说的“搁笔不写”、“在文学上已退体”，更不象钱格博士在他的《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这部研究郁达夫及其作品的专著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一年（指1935年尾以后──引者按），他的文学生涯已告终了。……他自文坛鞠躬下台．”这两篇文章的论断是与事实不符的。郁达夫在福建的两年多，是他创作力旺盛、散文创作丰收的时期。据笔者统计，他这段时间发表了近50篇散文，约有一半是在抗…     

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留学日本及艺术个性之比较

日本是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思想文化的第二故乡,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左右的青年时代——那是一个人求知欲望最强,最富于热情和理想的时代——贪婪地吸取了世界文化的乳汁。倘若他们不曾留学日本,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必定又是一个面目。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都由学医转事文学,都在五四前后名重文坛,并成为我国新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这一历史性的巧合,似乎展示了一条完全相同的路,然而细察起来,三者的出身、经历、思想、气质,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至同在日本留学,他们接受外国文化的方式和内容,他们的文学爱好和创作个性,也都很不     

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

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有着悠久而密切的联系。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在20至40年代,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休戚相关的。一方面,中国有大批作家曾先后赴马来亚半岛,投身马华文学运动,特别是有许多知名作家,如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杨骚、许杰、陈残云、秦牧、高云览等,为马华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作过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马华文坛也有众多作家后来回到中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和文学运动,象杜运燮、萧村、韩萌、米军、王啸平、马阳等,都是著名的马华归侨作家;另据方修先生《马华新文学史稿》记载,当时在马华文坛活跃一时的黄征夫、张楚云、李梅子、殷枝阳等人,以后也都返回中国。这两方面因素,构成了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奠定了中马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厚实基础。     

成仿吾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

成仿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较早的文艺理论家之一。他在1921年7月,与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田汉、张资平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创造社”,这是“五四”时期继“文学研究会”后的主要进步文学团体。在创造社活动中,成仿吾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仿吾,原名成灏,曾用笔名石厚生、厚生、     

"日本体验"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思潮

个性主义思潮是五四文学的重要文学思潮,它有多个接受来源,其中留日作家的“日本体验”是最直接的渊源,这可以在许多具体的接受层面上找到对应关系。此种体验给五四文坛带来了新的生命感受、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激活了新文学作家建构新文学的诉求,在“五四”新文学创建期有不可漠视的意义。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五四新文学与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理念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并未像日本文坛那样形成典型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中国文学环境的独特性使自然主义经过改良后成为诠释启蒙文学观的载体。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自然主义,是试图用自然主义来克服写实主义"不忠实描写"的弊病,将它的某些法则加以改造而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机部分。     

革命前驱者的小说

<正> 在新文学的进程里,岭南小说起步较迟.直到1927年1月,鲁迅南来广州还感慨时地说:“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四·一二蒋介石政变后,在革命转入低潮的严峻时刻,文坛上却兴起了新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郁达夫说:“1928年、1929年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岭南有几位青年作家就在此时,异军突起,声势颇威,在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们用自己的爱和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写下最初的一章.同其它文学现象的产生一样,这几位青年作家的崛起,也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一直     

解读郁达夫小说

郁达夫小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沉沦》的惊世骇俗,虽然可以用各种理论去说明,但又远非任何理论所能说透。要命的是,郁达夫的小说以它的艺术水准矗立在现代文学史上,因此,解读郁达夫,成了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绕开的任务。文学史的每一次重写,都意味着必须重释郁达夫。重释郁达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本文仅想作引玉之砖。一、不是“五四”,正是“五四”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     

面对左翼:梁实秋文学批评的演变

梁实秋在美国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就以古典主义批评来清算五四文学"浪漫的混乱",并由此而把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转换成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梁实秋批评策略的调整使他逐渐地认同五四新文学传统,但他在终极的文学理论上没有放弃古典主义立场。梁实秋在肯定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张扬古典主义,这使他在理论上陷入一种矛盾境地。     

启蒙的与浪漫的──五四文学主潮及其他

启蒙的与浪漫的──五四文学主潮及其他赵海彦在研究五四文学思潮时，我们习惯于把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而这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与之对立的仍有一个庞大且不无生命力的旧文学阵营。分析五四文坛，这无疑是一种意念中的假设。很明显，旧文学在当时...     

沉沦和反抗——郁达夫小说的身体言说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为文坛贡献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并赢得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们的共鸣。历来,人们多是用颓废一词来形容郁达夫的风格。论文通过分析他独特的言说方式——身体言说,从疾病、性和死亡三个方面来说明：郁达夫的言说方式在风格上成就了他的沉沦和颓废,但在本质上完成了他的反叛。他在对自我欲望的真实而大胆的剖白中完成一个失望苦闷的时代青年对祖国沉沦的反抗诉求。     

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五四”以来的散文大家。郁达夫在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虽然“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占了所选十六家散文作品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这虽然和他的“偏嗜”有关,但是,“二周”在我国现代散文界的卓特贡献,也确实不能不使选家把他们提高一格来看待。郁达夫在散文集《导言》中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他对“二周”散文的这一总评虽未分轩轾,但以泛论而言,亦大体不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