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陆贾的"礼""法"思想

陆贾融儒学礼、仁于汉代大一统官僚政体中,将礼作为最高的天道,治世之旨归;又保留法家依"法"循"度"原则,主张执一政,将贯彻一个政原、一个规矩、一个法典、一个意志作为治政准则.陆贾思想为董仲舒今文经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     

论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及其与董仲舒的关系

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儒学的经学化,其二是儒学对道家、法家、阴阳家学说的吸纳。这两大 特点都与董仲舒有一定关系。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

孔子哲学以阐述日常伦理为主要内容 ,经过秦汉之际儒家及汉初董仲舒的改造 ,汉代儒学表现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特征。本文对儒学从以日常伦理为主到以政治伦理为主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董仲舒体系建构对黄老学的吸收借鉴

黄老学是由先秦诸子学过渡到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的一个中间环节。西汉初两者政治上的对峙立场并不代表学术上的隔绝。董仲舒构造其理论体系时,吸收借鉴黄老学的观点,并站在儒家立场上加以改造完善。     

儒法歧义与合流：以孟子三纲为中心

在三纲上孔子讲君臣父子、孟子讲父子君臣、韩非讲君臣父子夫妻、董仲舒讲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在学派上主要涉及儒学与法家,在内容上涉及两纲还是三纲、君臣父子还是父子君臣,在立场涉及国优于家还是家优于国,在结构上涉及双向互动还是单向僵化;孟子的观点在儒学内部与孔子有异同、在儒学外部与法家韩非有异同,孟子在三纲上的主要观点对历史有复杂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的王道和霸道

周朝的天子称王,周的政治理念是"王道",也是儒家倾心的理想政治.周的王道政治对统治者有"德"的要求,是所谓"德政".孔子提出"仁政"概念,主张士人参政议政.春秋战国的霸道政治背离了周的王道.秦制取代周制,霸道的色彩明显,但传统皇朝政治实质上是杂用王道和霸道.主张王道的儒学始终从统治者的角度思考政治,因而不能成为政治学;法家所言之法是统治之法,不限制君权,所以是"霸道"的理论.中国政治文化在20世纪才有了民权、民主、宪法等全新的概念.     

西汉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摘要］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成功改造儒学,并将之发展成为非常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通过官方的大力倡导,实现了先秦儒学从思想学说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整个社会儒学化氛围越来越浓厚。随着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儒家倡导和主张的“大一统”民族观日渐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奉和信守的政治理念,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为中华大地“五方之民”所共同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的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正式确立和发展意义非凡。     

荀子儒法合流思想的影响

荀子是先秦时期的一代儒学大师,他大胆吸收别派主要是法家的合理思想,极大地改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体系,他认为,礼治需要法治的辅佐,法治需要礼治的指导,二者可以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交融互摄,从而开启了儒法合流的先河,对我国古代在思想文化和治国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性探析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巩固中央集权、维护专制统治和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其最高的政治理想.而"大一统"理论的提出正是实现这一治国理想的前提和保障."大一统"思想,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今天也不乏借鉴价值.     

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论汉武帝继承发展秦统一事业的历史作用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中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发展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为巩固统一和发展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历代尊孔反法的反动派,吹捧屁儒董仲舒,妄图抹煞汉武帝的法家精神和进步作用。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公开叫嚣“大家都当董仲舒”,胡说什么汉武帝的建树,是实行董仲舒儒家路线的结果。这纯属混淆儒法斗争实质、颠倒路线是非的反动谬论。我们必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董仲舒儒学思想理性主义内涵的基本特征

理性主义是先秦儒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董仲舒儒学是先秦儒学的衍化、发展.他一面荒谬地引伸出天人感应说,另一方面又承继了先秦儒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将理性精神贯穿在天道观、社会政治领域和道德实践等各个方面,同时这种理性精神又与其他因素缠连在一起,形态显得颇为复杂.     

董仲舒与“罢黜百家”

汉代尊儒以统一思想——学术是不以某一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的首倡者和直接推行者,但他自觉地把矛盾的"推明孔氏"与未必自觉的兼容百家统一起来,则改造和推进了儒学并帮助汉朝抑黜了百家。董生之学、汉代儒学以至汉代学术都对诸子有所兼容。这尊儒、抑黜百家而兼容之,是"百家争鸣"之外另一兼容百家的模式,是古代中国学术长期有所发展的现实土壤。     

董仲舒对儒学利用的原因初探

本文对汉儒董仲舒为什么要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利用的社会历史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对传统儒学为什么恰好能够成为董促舒改造、利用的对象也进行了探讨,试图从较为完整的意义上来论述这一历史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