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王安石实学教育思想述评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中期,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与其政治、经济变法相配合,在教育领域里,也提出了实学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人才观的实质在于获得“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才 王安石重视人才,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文集》、下同)。然而,“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敬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所以他认为,人才问题是执政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理论。     

王安石戳穿司马光冒充公论的假面具

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政治改革的高潮,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特别激烈.当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疯狂地阻挠王安石的变法,指斥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四大罪状:新法名目繁多是为“生事”;不把财政工作交给三司,而另立三司条例司理财,是为“侵官”;广置使者,行新法于四方,是为“征利”;拒绝接受保守派意见,是为“拒谏”.王安石严正地给予回击:“议法度而修之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兴利除弊,不     

试析王安石变法中的矛盾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制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陆续颁行新法。 赵宋王朝积弊已久,变法以前就已有许多官员对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内外交困的状况表示忧虑,并试图革除弊政。王安石做鄞县知县时,“起提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仰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受到时人称赞。但后来变法为什么遭到朝野人士的一致反对呢?北宋重要的官员多为进士出身,应该说他们还是比较关心民     

墨子的礼乐批判及其美育观

墨子对礼乐传统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 ,大体上是兼顾礼乐的 ,而对春秋以来的礼乐活动的批判则主要侧重于“乐”即当时社会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方面。这主要通过墨子的“非乐”论集中表现出来 ,突出地体现出他的礼乐教化观的功利主义特征。《墨子·非乐上》载 :子墨子言曰 :“仁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将以为法乎天下 ,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 ,非为其目之所美 ,耳之所乐 ,口之所甘 ,身体之所安 ,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 ,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     

论唐甄

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三达德与五达道

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称五伦。《中唐》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又说:“子曰:好字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孔子“正名”诸解驳正

《论语·子路》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毛泽东早期道德观

青年毛泽东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以达到“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目的,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剖析,从而阐发了自己一系列的道德观点:首先,彻底揭露儒家纲常名教这类道德思想的极大虚伪性。儒家的根本教义是三纲五常,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求人们去做“忠臣”、“孝子”、“烈妇”、“侠友”,即剥夺他们“独立自主”的“财产”、“人格”、和“信仰”,去充当别人的“附属品”。韩非曾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里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要求人们无条件地为他人作牺牲。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也这样指出:人若“牺牲其身以救他人之生命,以殉国民之公益,是     

王安石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没有能在较短时期内培植一大批推行新法的人才来取代腐朽无能的各级官吏.这一点,他在一○七三年(熙宁五年)的《上五事书》中曾经说到过:“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可见,王安石对人中问题是看得十分重要的.     

廉者表 贪者贼——读包拯《乞不用赃吏》

被世人誉为“包青天”的包拯在其《乞不用赃吏》一文中道：“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喊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之众,而赃污抛发,无目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辈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     

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

后世论王安石变法,批评者很多。明代陈汝锜《甘露团长书》说:“介甫以新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嘈嘈满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以为安石身后所以长期遭非议,大理学家朱熹起了决定作用,时至当今,这一问题应予辨正。笔者以为,首先,朱熹以理学家身份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他的批评对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影响极大,但朱熹对王安石的社会政治思想并未一概否定,在若干方面倒做出了肯定评价,他在任地方官时的许多施政措施,更直接承袭了王氏新法。其次,朱熹对王安石的抨击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深文诟病”、“恶声嘈嘈”的谤诬之辞,而是言之成理,反映了朱熹对社会变革问题的认识深度。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更有利于深入研究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     

读王安石《材论》

灯下漫读,《王临川全集》卷六十四有—篇《材论》,很有些发人深思的地方。 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王安石《材论》中十分突出的思想。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反映出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人才问题上卓越见解。他的这一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取材》,《兴贤》、《委任》等篇中,也都一再得到阐发。王安石纵观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     

唐诗月色

按照古代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同时并出，造成天下大旱，“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本经训》）于是尧命令羿射十日。结果得射落九日而成为著名英雄，可是他的妻子却偷了他的不死之药奔向月宫。“射日”与“奔月”虽然只是民间的神话故事，却反映了集体表象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似乎暗示着神秘皎洁的月亮更令人向往，让人亲近。明代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里有“月能移世界”一则，描绘奇妙的月色说：“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　，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     

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民可使由之"章的句读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章的句读 ,笔者所见者有四式 :1、“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此乃传统句读。程、朱及郭沫若等人认为该章是说 ,能够使民遵由正道却没办法使民知其所以然 ;郑玄明赵纪彬等人则认为该章是说 ,只可使民顺从正道去做而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尽管对文章理解不尽相同 ,但对该章句读的认定却是一致的。 2、“民可 ,使由之 ;不可 ,使知之”。梁启超曾主张此式 ,认为该章是说 ,民众认可则立即实行之 ,民众尚未认可则开发民智创造条件以准备实行之。 3、“民可使 ,由之不可 ,使知之”。此式见孔德明《离经辩志与孔子研…     

名正言顺谋事必成--《商家名称谋略》读后

凡事皆有名目,大到往古来今、大地六合,小至一人一事,草木鸟兽虫鱼之微,无不具备名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名分,对一切事物探究未明则不敢妄加评说,给予名分。所以,《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人们何以如此重视名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所以,子路请教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早已成竹在胸:“必也,正名     

“天下为官”考释

<正> 我在《“天下为公”原义新探》(载《文史哲》1984年第四期)一文中认为,《礼运》“天下为公”的“公”,是汉初新道家的“公”,是公正、公平之公。郑玄训它为“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不过,郑玄之所以训它为“共”,应该事出有因。这里想作点补充说明。《说苑·至公篇》:“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汉书·盖宽饶传》记盖宽饶曾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论老子的本体论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创始者.殷周以来,人们都认为天是最高最大的,万物都是天所生的.如春秋时宋国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襄公27年)又吴国季札说:“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左传》襄公29年)孔子亦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都是认为天是万物的本原.老子第一次提出天地起源的问题,认为天不是最根本的,天地还有其“始”.老子宣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五十二章)天地起源问题的提出,是理论思维的一次空前提高.于是老子提出“道”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本原是道.在春秋时,有所谓“天道”,指天象变化及其与人世祸福的联系.“天道”具有天文学与占星术的两重含义.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18年)子产反对占星术的迷信,这是进步的见解.天道从属于天.老子则认为,在天道之上,还有最根本的道,而天从属于道.老子提出道的范畴,开创了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