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洋学塾教育

日本江户时期随着"兰学"和"洋学"的兴起,洋学塾作为民间教育机构也随之发展起来。"洋学塾"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具有士庶共学、教学自由和教学水平较高等特征。它不仅为日本社会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提高了日本的国民素质,而且在日本学习西方学术和近代思想的传播上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催生了日本近代教育思想的勃发,对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江户时代留给明治时期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和刻本溯源

所谓“和刻本”(Japanese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即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而言,与日本所谓“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泛指中国的儒学和经典,与由荷兰输入的“洋学”之称作“兰学”,日本的“国学”有别。江户时代,国学不如汉学普及,就出版而言,汉籍较日本国学之发行为多,很难鉴别版本之     

论日本江户时代以诗为教的道德教育——以汉学私塾咸宜园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民间最大的私塾咸宜园通过开设汉诗课程进行道德教育,这种以诗为教的教育模式的形成与江户私塾存在的门人行为放浪问题,以及塾主广濑淡窗的汉诗观、儒学和诗学素养、学问师承密不可分。广濑淡窗高度评价诗教在情操教育中的作用,并在其汉诗中渗透了政治道德、家庭美德、个体品德教育思想,通过汉诗艺术的感召力,直抵人的心灵唤醒道德思考,从而升华人的道德境界。在这一方面,咸宜园在江户时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咸宜园培养了具备忠孝道德的弟子,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德川幕府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可加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和道德资源。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伊藤仁斋与日本《诗经》学的转向

伊藤仁斋在日本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对于《诗经》学,他以其极富革新意义的独特理解,提出"《诗》道性情说"和"《诗》无定义说",标志着日本《诗经》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且这两大理论直接改变了江户初期(庆长至元禄)以来祖述《朱传》的《诗》学走向,开启了江户中期(元禄至宽政)《诗》学研究多元化的崭新局面。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就传到了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儒家的影响在日本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成为日本青年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江户时代,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在研究儒学,并且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日本武士家训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被认为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但是,随着中日不同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日本儒学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性质。武士家训就反映了这一点。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即为统治阶级所学习。江户时代,武士谨言慎行、遵守礼节的自律与儒家道德相结合,修身之诫在家训中占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国社会状况的差异,日本儒学的内涵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等同视之。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的传统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江户时代整体评价的客观性     

论日本儒学对先王之道的解读

先王之道是儒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解释一直以来子学为主.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则不满这种解释,如获生徂徕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把它的内容解读为先王所制定的“礼乐刑政”等制度,这使得先王之道从空洞的道德理想变成了博大的治理天下的方略,从而导致了理学斯文扫地,促进了日本近代人文主义兴起.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东亚儒学视域下的古学派之仁礼观探析

朱子学于13世纪东传日本,掀起日本学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批判解读热潮,并在江户时代达到极盛。古学派的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作为反朱子学的先锋,是儒学日本化的重要推手。本文立足东亚儒学视角,从日本朱子学入手,进入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仁礼观学术系统,并分析其对孔孟思想的背离和反转。古学派以回溯古典为研究手段,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乃至六经时代的语言脉络,然因过于强调礼仪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乃至于以此为德、以此为道,礼的精神性超越义涵完全丧失。在工夫论亦指向遵从礼制,实与孔子"为仁由己"、孟子"仁内义内"的道德内求路线于本质上相异。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日本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时代日本的商品经济较以前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江户时代日本确立了幕藩体制这一特殊的社会制度。以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为支柱的幕藩体制本身含有大量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从而成为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由于江户时代的商品经济是在幕藩体制这一封建性质的社会构造下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产生、发展到构造、特征都与幕藩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     

林罗山的排佛思想与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为朱子学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运用朱子学思想猛烈批判佛教,促使儒学摆脱了日本古代以来佛教的束缚。他的学说适应了德川幕府封建权利的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转变。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     

中国明清通俗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我国明末清初时期,正值东邻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进入了德川家康幕府开创的“江户时代”(江户是日本国东京都的旧称)。此时,中日两国经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进一步繁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在我国出现了以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并渐次扩大。新兴的市民文学以“通俗演义”、“拟话本”、“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等形式为载体,于民间广为流行。而与我国相隔“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时的“江户町人”(指江户时代日本城市的商人)也对中国的通俗小说十分青睐,并在中国文化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多元影响之下,出现了“町人小说”,本文试对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这一文学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论朱舜水的实学思想

被梁启超誉为清初五大师之一的朱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浙江余姚人。1600——1682)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史上的一位重要实学家和中日儒学交流史上的一位大师。朱之瑜的实学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注重“实学”、“实理”、“实政”、“实功”、“实践”。这种思想,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朱之瑜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提高到改革社会的政治高度,赋予它具有民主性的“重民”,“利民”、“爱民”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日本近世儒学流派

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兴起并成为官方之学,与此同时,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形成了各儒学流派。《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当时尊儒读经风气的影响下,受到了日本朱子学派及其他学派的关注,并对其进行讲解与研读,留下了与《揭示》相关的著述达50余种。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各个学派对《揭示》内容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学派特色。朱子学派强调五教为知,修身、处世、接物为行,注重先知后行;阳明学派强调知行合一,五教不分体用;而考证学派则聚焦于朱子制定《揭示》的背景及其内容出处的考察;其他民间学者以及儒学爱好者在江户幕府末期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深感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与担当,将《揭示》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指导思想中。在日本各派学者的努力下,《揭示》渗透到日本各个阶层,对日本的社会、教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