煨汤八味

正中华汤文化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坊间至今流传着的"民以食为天,食以汤为先",就是汤文化几千年历史的生动写照。《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了煨汤的真谛: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则成至味。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奇服耀四宇 华章照千秋——《九章·涉江》讲析

《九章》包括屈原所作的九篇较短的诗歌,大都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内容相近,后人把它们编集在一起,叫做《九章》。正如宋人朱熹所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涉江》是《九章》的第二篇,写于屈原晚年被楚顷襄王流放江南之后。“涉江”就是渡江而南的意思。当时楚国统治者已昏聩到了极点,内忧外患,国势殆亡。屈原以经世之才,“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王逸《楚辞章句》),在流放中经历了艰苦的行程。诗人在诗中纪述其渡江南下的历程和当时的心情,申述其志行的高远和     

九歌九篇无《国殇》、《礼魂》

现存《楚辞·九歌》篇章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和《礼魂》,名为九而实有十一篇。 对于这一矛盾,古今学者提出过各种猜测和说法,一直争执不休。概括起来,大致是:或认为“九”是虚数,仅言其多而已,不必实有九篇之数①;或将其中某些篇合并,以凑成九篇之数②;或谓首尾二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为迎、送神曲③。我们认为这些说法,乍看起来似乎都有些道理,而仔细分析起来,又都有不可弥缝的罅漏,很难令人信服。     

谈《马氏文通》的句读

论句读是《马氏文通》的主旨。马氏在例言中说: “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唯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可见,《文通》用九卷的篇幅论字、     

夏后氏为何“尚九”

丁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夏后氏文化之特色尚九”;“夏后氏礼乐制度,无不纪于九”。诸如所谓九州、九鼎、九畴,等等。那么,夏后氏为何如此崇尚“九”呢?有必要探究一下“九”的本源。《说文解字》:“九,昜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许慎所谓“昜(阳)之变”,绝非九之本义。《周易》卦爻,最初并无阳九、阴六之称。由《左传》、《国语》的记录看,“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至后人作‘十翼’,这才出现了‘九’、‘六’之称”。(刘大钧《周易概论》)而作为数字之九,则在“十翼”之前若干世纪的殷墟卜辞里就已存在。因此,许氏之说乃是以末为本。     

释八

明人杨慎指出:“《公羊传》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王’;《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邪?《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清人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中又进一步指出:“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此。”近人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称赞道:“自汪氏发明斯说,而古籍胶固罕通之义,均涣然冰释矣。”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屈原《远游》析说

《远游》之篇目,虽不见于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然而自东汉王逸以来,学人便一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则明确指出这二十五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     

扬雄、刘向所见《九章》仅五篇辨证

屈原的《九章》是考见屈子行事始终和心灵轨迹的重要篇章,值得深入研究。现当代学者刘永济等认为,汉朝的扬雄、刘向所见到的屈原创作的《九章》只有前五篇,《思美人》以下四篇皆非屈子之作。然通过对汉朝《楚辞》的传播和版本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扬雄所见版本可能与今本不同;即使与今本相同,即使扬雄只模仿前五篇,也不能证明后四篇就是伪作。而刘向《七叹》中的＂犹未殚于《九章》＂,只要联系上下文来正确理解,就会发现其根本就不是说《九章》有没有写完的问题,而是说在《九章》中也未能殚尽（全部排解掉）＂心纷结＂＂烦错＂和＂志纡郁＂。种种证据都说明汉朝学者根本就没有怀疑《九章》非屈原之作。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

关于《玉篇》的成书年代 ,宋本《玉篇序》中指出为梁大同九年 ,但由于这段文字有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 ,故后人对大同九年之说多有怀疑。本文对其疑点进行分析考辨 ,并结合有关史料 ,认为大同九年为《玉篇》成书之年是可信的。《玉篇》始写作之年历来无考 ,本文推测考订为大同四年     

说刘禹锡《浪淘沙》二首

其一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其二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刘禹锡继承了屈原向民歌学习的优良传统,自觉地向民间俚俗歌谣学习。他在其《竹枝词》九首的序言里说: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清华简《说命上》笺识

《尚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清华简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近年来学术界对清华简一直争论不断,《说命上》一篇,网络上多存争鸣。综合运用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演绎古字形义演变之迹,各执一说,管窥蠡测,以就正于方家。     

从俞樾对《孙子》“卒”字的考辩说起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89页写了这么一段话: 《孙子兵法·势篇》:“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文中“以卒待之”的卒字,旧注大都训为兵卒之卒,近年来的注本也都采此说。按:此解可商。清人俞樾在所著《诸子平议补录》卷三中,对此卒字曾有考辨,其说曰:“卒字疑诈之误。《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亦以利与诈对言,是其证也。此言敌之未至,则以利诱之,使之从我;及其既至,又必出奇;乃能制     

损益与易道及《易》书——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释蕴

马王堆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以损益二卦论四时阴阳之变,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卦气说,所表达的不仅是四时阴阳的损益消长,而且将"产"作为天地之变的价值归宿。由对损益之变的体察,《要》篇提出了"易道"的观念,以"顺于天地之心"为易道之要义,并以"君道"的视野来论易道,实现了易学由筮到德再到道的理论提升。随着易道观的提出,《要》篇对《易》之为书的内涵和价值做了新的解读,特别从易象角度阐发三才之道和四时之变。与《说卦传》相关章节相比,《要》篇"损益之道"章的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更为原始,带有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对《周易》进行理论创作之初始阶段的痕迹。     

《诗·鄘风·载驰》原始

在160篇国风诗中,章句不整齐者,即各章句数不等者共九篇:《关雎》、《行露》、《野有死麇》、《君子偕老》、《载驰》、《丰》、《葛屦》、《唐风·扬之水》、《车邻》。我们认为这九篇的原始章句,各章的句数都相等,因为错简、脱简、传抄失误等原因,使这九篇诗的章句不等,成了残篇①。限于篇幅,本文只试探《载驰》的原始面貌。     

廉政问题面面观——读《历代从政文选·廉正篇》有感

姜山岭、韩玉贤选编的《历代从政文选·廉正篇》一共选了九篇古文。读了这几篇古文有七点感想.一、廉正之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廉正问题,历代统治者、思想家、政治家都是十分强调的。有的统治者、思想家、政治家、文化人也曾在廉正问题上发表过言论,有自己的主张。有的在廉正方面还为民众作出过表率。先秦时期,就有廉正的论述.《老子》三十九章“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     

三九释多别议

古人命物以数,常用三九,似乎成了一个公式。如《禹贡》有“三江既入”,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三邦底贡厥名”,“九州攸同”,“九江孔殷”,“九河既道”,“九山刊旅”,“九泽既陂”之叙;《天问》列“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永遏在羽山三年不施”?“黑水玄趾三危安在’?“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靡蓱九衢枲华安居”之问;《论语》云:君子有“三友”,“三省”,“三畏”,“三思”;《楚辞》列篇有“九歌”,“九章”,     

论郑玄“仲春婚月说”解《诗》之未妥

郑玄在有关《诗经》中《国风》和《小雅》九篇作品的笺释中屡申"仲春之月嫁娶"说。征诸文本语义,这些诗多与嫁娶无关,故其解未妥。郑说失当之成因有三:第一,对《周礼·地官·媒氏》的误读;第二,对阴阳学说的不当运用;第三,毛传"秋冬结婚"说的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