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去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之路——以苏汶研究的遮蔽与缺席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惯性,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简单化的截然两分,这种惯性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某些缺失与结论偏颇.以1930年代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为例,苏汶正是文学政治化时代一个被阉割、被遮蔽的历史人物.由此可见,若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新拓展、步入新境界,就必须具有理性的问题反思和自我批判,即研究中的超越与去蔽.     

“自传体问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潜力——以德国的庐隐、萧红、郁达夫研究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自传体的问题,曾受到德国汉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一看似自明的“问题”在德国语境中生成,有赖于一系列系统条件。自传是西方自我文化的一部分,历来承担着主体塑造的功能。生命哲学的历史化立场,打破了人格意识永恒不变的幻觉。思想史家鲍吾刚对中国自传史的梳理,意味着从整体上承认中国人的自我和个体性。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则通过分析庐隐、萧红、郁达夫等的自传文本,更细腻地对中国作家的自我结构进行加工。系统中多个层面接力合作,将中国文学符号推入自传体的主体性轨道,借此,西方得以通过“自我”媒介和中国展开理性对话,域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     

从现代性到全球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检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和资源构成.文章认为现代性和全球性作为西方话语可以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维视野,但不能取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对象本体和研究主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我们需要在厘定西方理论的背景、内涵和边界的前提下,洞察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实质和特殊性,在坚持个体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破除悬置在主体或客体之上的形而上学理念,回到历史本身,回到现实自我,在对象、时代与自我之间实现历史的还原和思想的创造,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发展.     

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不同观点及其话语系统——蒙古族现代文学历史分期的若干问题研究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起源和发展脉络既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和地域特征。学界围绕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曾有过不同的观点,并采用“政治统领与文学书写”“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等框架对其进行阐释。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种内在元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考察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阶段要充分考虑文学现代精神及发展规律、社会背景及传播媒介等诸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民国文学机制研究中的经济视角 ——西川论坛第一届年会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伊始,有关其性质和命名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从强调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新的"新文学";启蒙论与阶级论相抗争的"中国现代文学";到凸显文学自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到宽泛而模糊的现代性视角的引入,在关于自身性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更新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既释放出历史阐释的巨大思想活力,又在命名的不稳定性中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危机。     

总体性坍塌之后——论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模式流变

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正统文学史观自身的修复期和瓦解期.王永生主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表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维护正统文学史观蕴含的历史总体性,另一方面试图修复它的学科性.作为新一代的学人,温儒敏悬置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判断,而刘锋杰则坚持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他重申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这是对总体性问题的重置.到了新世纪,在“复数现代性”的语境中,旷新年和余虹按照不同的路径重述现代文学理论史,旷以新左派的理论来激活左翼文学理论的反抗活力,而余虹则试图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拯救出文学对历史发言的能力.     

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

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其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全面解放的追求的历史总体趋势与文学在不同(特定)阶段自我扬弃,逐步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的努力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同时,把此期间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考察,文学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关系等课题的展开,都能推动我们对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的内容及其实质的深入思考。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1949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翻译文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依据和历史流变轨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经作为1950年代初新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观念,并成为新国家意识形态,它规范支配着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也规范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现代文学史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框架,而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出现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的佐证,这对后来文学史叙述成为政治斗争“工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

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之间互文共生于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中具有浓厚政治性和鲜明华南色彩的文学文本,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学史视野下战后香港文学的定位——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为特定时期文学做侧面画像,是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内涵与特色

"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民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楚辞的图学价值

楚辞中有关图学的内容颇丰,诸如中国古代制图工具：规、矩、镬、绳、墨以及画法的描述,是楚辞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从科技史的角度来考察楚辞中有关图学的记载,是楚辞研究的一项新的课题,楚辞中有关图学的内容极具中国乃至世界图学发展史研究的价值。楚辞对于了解秦汉之际中国图学的成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还杨修之死本来面目

杨修死于帝位之争,而非曹操的屈才．《三国演义》发挥了《世浯》中杨修恃才逞能的一面,而略去帝位之争不提,是为了塑造奸雄曹操的性格特征,与史实并不符合．     

殖民运动对古希腊国际法影响之初探

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各城邦因各种原因广泛开展了殖民运动,希腊人的殖民地遍及地中海、黑海沿岸。殖民运动对古希腊国际公法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对其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的萌芽与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楚辞》和韦庄的诗歌创作

以韦庄为例,将诗学原典《楚辞》与唐诗比较,探讨诗歌的源流关系。韦庄与屈原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表示出深深的凭吊与怀念。韦庄诗歌的创作心态、意象塑造等与《楚辞》都有着渊源关系,也有一定的发展。这是中国诗歌产生、发展的方式之一。     

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

周建忠辑录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     

中国共产党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实践和基本经验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必须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原则,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原则.     

试论《周易》对故宫建筑设计的影响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总源头,其阴阳合一奠定了故宫天人合一的总体设计理念,保和太合规制着故宫崇尚中和的基本设计思路,八卦五行铸就了故宫独异其趣的设计特色。     

旅游业的现状及我国体育旅游的对策

体育旅游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应以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积极寻求对策,大力发展我国的体育旅游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