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可能

作家回忆录的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很多老作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文学回忆录。但是，无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还是从30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来看，作家回忆录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中，这一现象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界定与范围；“进步”作家人生经历、创作生涯的回顾与总结；“问题”作家人生清白的证明与文学地位的回归；缺失的回忆录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场；文学史料的保存与文学史实的辨证；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生产机制。     

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

现代巴蜀作家通过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书写,率先展示出区域文学在中国的现实发生,继而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区域化进行了大力推进,书写出典范之作,直接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发展。     

现代传媒生态下的文学转型研究

传媒对社会的影响越发明显,日益展现出来一种对于社会现实强大的重新塑造力量。因此,将传媒引入文学转型研究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重点放在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的交互关系上,详细阐述现代传媒影响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认为现代传媒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对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话语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湘籍作家在南社中的地位

南社是一个地域特征十分明显的文学社团，其社员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四省。湘籍作家在人数上虽不占绝对优势，但在南社的成立、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南社内部发生派系争端时，湘籍作家顾全大局，坚决支持南社主任柳亚子，维护了南社的统一。湘籍作家和吴籍作家分别选择了“言志”和“缘情”的诗学思想，并形成了优势互补，共同揭橥了南社的诗歌宗旨。在文化思想上，湘籍作家率先拉开了批孔的帷幕，从文化层面上追索国贫民弱的根源。湘籍作家的创作实绩在南社中也占有很重的份全，这从集中表现南社文学成就的二十二集《南社丛刻》中便略见一斑。     

艰难的心路历程——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心态研究

对作家心态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是更切实际的文学研究。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在异族高压统治、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 ,经历着心灵的磨难。沦陷初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文学主张不同的“文选文丛派”和“艺文志派” ,三种不同类型的东北作家 ,在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 ,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和心态 ,并由此带来了文学风格和艺术取向的不同     

文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论80年代末先锋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

本文从“文学价值的转型”、“语言意识的觉醒”、“‘形式’的独立”三个方面 ,考察了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念。认为其所持“反对非审美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以此还原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 ,有助于维护和伸张文学的特殊性和自主性 ,使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体现了作家个性与文学个性的双重觉醒 ;但先锋作家试图完全排除文学的社会性 ,只追求文学的纯粹审美本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批判——关于“作家学院化生存”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高校,担任教职,选择"学院化生存"的方式。作家"学院化生存"既是新世纪之交文学场的裂变和学术场的膨胀的结果,也体现了一批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试图拯救颓败的文学生态、拯救人文教育的努力。但是,进入高校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高度体制化的高校坚硬的现实,相反有被高校同化的危险。作家选择学院化生存至少面临三重困境和难题:第一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文学的"下生活"与"上生活"的问题;第二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知识生产逻辑和文学创作逻辑自洽的问题;第三重困境是如何解决好学院政治对文学自主性的伤害问题。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新生代作家的"家园"情结

新生代作家已经写出了具有他们独特文学风格的“家园记忆”、“故乡情怀”。无论是在想象中书写“家园”的破败,凸现静观破败的现代派意蕴,还是以浪漫的笔调渲染故乡的美丽,寄托逃避成长的童心,他们的有关作品都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家园记忆”的文学主题。     

学者兼作家的林非散论

本文认为林非是一位深受中国古代文化陶冶和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化精华滋养的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以其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实绩充分体现了他“两栖”文学名家的杰出身份     

审美现代性之对话：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

萨特认为作家是一个独立个体，其职责是揭露现实真相，其目的是赢得“身后名”，而读者需要全身心阅读作品，并能够再创造。要想达成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作品需要一个“召唤结构”来吸引读者阅读，需要包含真、善等普遍性话题，需要是作家和读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场所。作品所达成的对话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激发思想自由和现实自由，以及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     

作家人格心态的良好建树与创作潜势

作家的人格心态与文学创作有内在的关系;一代作家所特有的人格心态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会产生深刻影响。无论作家们的创作具有怎样的差异,各自特有的心理建树必然会影响到其创作潜势和创作力度。这主要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见出:精神支点的确立;对现实和人生的态度;超越自我得失的人格情操;耐得孤独和寂寞的心理状态。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经典的形成与解构

“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有文学评论家批评“当代文学经典化滞后”,有作协官员“希望中国文学在新时代产生更多的经典化作品”,还有出版社推出一系列“当代文学经典”。对此,笔者不禁感到有些错愕,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所谓“经典”,怎么也是“过去时”的东西,即使不一定要历经数百年上千年,至少也应该“隔代”吧？哪有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还未“盖棺”就想“论定”,是不是也太操之过急了？     

新生代都市小说的价值与局限

上世纪90年代一批作家创作了一批都市小说。这批都市小说自出现到渐成气候,评论界的反映一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本文试图从这批都市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文本体现的人文思考、叙事技巧以及小说的局限等方面对其进行整体的评价。一、文学史价值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在鲁迅、老舍、茅盾、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作家笔下,出现了一大批色彩斑斓的“都市文学”佳作。但是,建国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文学观念和文学队伍的构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小说占据了文坛很大…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     

文学批评的转移

论文描述和讨论了２０世纪以来文学批语的几个重大转折，即从作家为中心转移到作品为中心、读者为中心。这个基础上，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近期文学批评之中“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旨趣。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抽象的抒情——论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作家论”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作家论”主要收集在的《沫沫集》中。在其“作家论”中,他坚持以艺术为本位,但不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批评方法上,喜欢采用人格化的方法在作家风格和人格上寻找契合点;坚持以艺术形式的美和人性意义的善为“作家论”的审美评价标准;批评风格上,轻逻辑分析而重直觉感悟,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随笔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