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论悲剧和喜剧的人类学功能

作为一个以悲剧为主要创作体裁的世界大师级的戏剧家,席勒关于悲剧的理论无疑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乃至世界戏剧理论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他认为:悲剧是表现道德的目的性与自然的或道德的反目的性的冲突,通过痛苦使人获得道德快感的美学范畴,它是崇高,特别是道德崇高的集中表现,因此,悲剧的人类学功能就在于,通过激烈的目的性与反目的性的冲突使人的道德本性得到表现和高扬,从而使人性完全实现。席勒不仅专门论述了悲剧的人类学功能,而且把悲剧与喜剧进行了比较,并从这种比较之中悟出一个道理:从使人得到自由、使人性完整的人类学功能的角度来看,喜剧比悲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戏剧美学的结论。     

“戏剧是生活”——尤金·奥尼尔现代悲剧观念浅析

奥尼尔一生致力于用悲剧探索人生的基本问题,对他来说,＂戏剧是生活——生活的实质和对生活的解释＂。他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当作他的灵魂悲剧的主体,刻画悲剧人物矛盾、复杂的人性,通过对人的潜意识的揭示来展现现代人内在的精神冲突,反映物质文明社会中人的精神困境,为一个主要关心娱乐的商业化时代重新召回了悲剧的精神价值。     

论席勒的道德主义悲剧观

席勒继承康德的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的道德主义悲剧观。他的悲剧观坚持理性和道德的原则，直接关心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的自由，开启了西方哲学包括美学“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后的悲剧理论的一个源头。席勒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悲剧性与崇高在道德激情的基础上联系起来，把悲剧性看作崇高的集中表现，超越了以往的悲剧理论。     

解读昌耀

昌耀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诗人。因地域及时代的因素,他的诗长期以来备受诗坛及读者的冷落。就他的诗的价值而言,在中国当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诗歌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他的诗通过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的艺术化抒写及对其的审美超越,最终实现了人性与诗性、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网络道德理论解析：一种人性论视角的思考

现代网络在带给人们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现实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以人为道德主体的行为价值问题,即人性问题。当网络虚拟空间中人性自利成份过分膨胀,而制约它的理性工具过分软化,就容易引发人的道德人格扭曲、道德冲突等非理性倾向的网络道德问题。从现实人性善恶趋向于自利入手,对网络所带来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以求网络道德的理性复归。     

人性的异化——《喧哗与骚动》人物悲剧的创作根源解析

《喧哗与骚动》是以人性的异化来揭示美国南方社会压迫人性的罪恶。福克纳非常关心人本身的存在价值，他向往着尊重人性的理想境界。因此，他对美国南方的清教和种族主义充满了愤慨，对被蹂躏、被压迫者充满了同情。他强调“人，只有在他的个性中才能得到拯救”。他痛心地感到社会用各种方式“剥夺”了人的个性，人性越来越被社会所异化而失去人的本性，成为被泯灭了内在本质的社会与宗教的附属品。正是由于他对美国南方社会压迫下被异化的人性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才使得他创造了《喧哗与骚动》中那么多被异化了的悲剧人物，使他对异化人性的罪恶揭露与批判显得坚决有力。     

中西悲剧在悲剧冲突选择上的差异

中西悲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选择悲剧人物和悲剧冲突的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过程中,西方悲剧的悲剧冲突则主要表现在内在的人性善战胜人性恶的过程中。中西悲剧的悲剧冲突的解决却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它们都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因为中西悲剧的悲剧人物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所以中国悲剧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来完成这个统一的,而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是有缺陷的,所以西方悲剧是通过否定人自身的缺陷和罪过来完成这个统一的。     

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美学思想

本文探讨尤金·奥尼尔的悲剧美学思想。奥尼尔的悲剧作品总是蕴涵着作者对人性和人生的乐观态度。他认为悲剧产生的是喜而不是悲的艺术效果，因为它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及其存在的精神价值。它给人带来振奋和激励，并使人变得超脱，使生活变得崇高。奥尼尔的剧作正体现了这样的特色     

论韩非的人性论及其现代启示

人性及其善恶问题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永恒常新的话题。利用传统资源进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必须发掘中国传统伦理学解释模式的转变：从儒、佛、道转向墨、荀、韩，把利益作为道德研究的出发点。先秦法家对人性问题作了深刻的探究，并且认为人性自利。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吸取了告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某些成分，吸取了商鞅等人关于人性的一些观点，建立了人性自然论。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韩非人性论，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从而对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及其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不仅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道德文明的提高。     

茶山的性命与心:实践道德论

茶山试图建立一种与生活和行动不可分割的儒学世界观,在他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中,他对上帝的自然神论者的解释为人事中的道德和善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他以天命赋予每个人的人性作为道德倾向,认为这种人性是人自我实现的必要动力。他用一种他认为可以指导行动,在实践和人伦中完成儒家理想的理论来取代理学,其目的在于理解和发展来自于宇宙和人的理。     

痛苦体验生成的忧患情结——李商隐悲剧心理透视之一

李商隐是晚唐特定时代一个悲剧性的生命意象,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以表现心灵世界见长的诗人。他47年的生命历程,充满着人生的痛苦体验。正是这些痛苦体验,主导了他心理建构的悲剧性意向,而这意向的核心就是贯穿在他一生心理和生命历程中的忧患情结。     

从《榆树下的欲望》看奥尼尔的悲剧思想

《榆树下的欲望》表现了西方现代人在失去"上帝"这一精神信仰后的惶恐和不安。受物质主义文化影响,他们把追求财富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寄托,在这种追求中,他们的人性与物质主义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导致他们人性的丧失,根本无法感受到生命本身的意义,同时也造成他人的悲剧。欲望本身成为他们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他们失去正常人精神和道德生活的标志。在物质主义造成的复杂矛盾中,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沦落为物质关系,无论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结果都必然是悲剧性的。奥尼尔通过表现他们在和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时所表现出的悲剧力量,从而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思想:人只要能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他就获得了生命的悲剧美感。     

海明威自然观的双重性及其悖论——生态批评视域中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中,作为“硬汉”的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甚至是毁灭性的。从生态批评视角看,这一作品体现了作家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许;其中的悖论也体现了作家自然观的双重性。     

古典文学中两种审美意象与人生追求比较

流水所展示的是时间之流中人与宇宙自然的主客关系,反映了个体生命无法超越时间规定性的痛苦体验。大海则是古人心仪神往并凝结了无数想象力的理想所在,又成为表达人的超现实追求的象征符号。大海意象是在宗教意趣上寄托审美超越理想,流水则充满了国人务实尚朴的日常审美情怀。二者相互联系照应,共同作用于古人人格系统乃至整个人生价值观。     

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贾宝玉的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这样的忏悔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他认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犯有“原罪”,他主动地担荷此罪而负重前行,故而使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而罪感心理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生命悲剧的内在力量。     

悲而不哀 怨而不弃——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的人生有着惨痛的经历,然而他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通过《史记》我们了解到司马迁对人生之悲、社会之悲的不凡见解。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既是深刻的,也是超越的。他既看到了人性的劣根性、社会的弊端、人生的无常,又能立身高处,悲而不哀,怨而不弃。     

柳宗元谪居柳州文心发微

柳州四年是柳宗元一生的最后阶段,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尽管他在这四年的仕宦生涯中仍持守"辅时及物"之道,但终因长期的弃置使他内心几近绝望,故其创作风格既表现了犹待时用中的孤峭哀怨,又展现了人生大迷惘中的幽郁凄婉,这两种浓烈的悲剧性体验,使其人格和作品具有重要的悲剧美学价值.     

从《大风歌》看西汉礼乐与文学之关系

汉高祖刘邦从不懂礼乐到重视礼乐 ,主要是因儒生制订礼仪 ,使他明白了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大风歌》成为汉代的宗庙之乐 ,系因尊崇刘邦而起。汉代以《大风歌》为宗庙之乐 ,对汉代文学的走向起着规范作用 ,它所关心的长治久安以“宣汉”的形式出现 ,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