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中佚文小考

吕本中,字居仁,是两宋之交江西诗派的著名诗人,其资料主要见于傅璇琮先生所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吕本中"卷和王兆鹏先生所著《吕本中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二书.后者详细介绍了史籍中有关吕本中著述的记载,包括成卷的著作以及从文献中辑出的单篇散作,并对吕作的版本、卷数、真伪、存佚等一一做了考辨,内容较为完备翔实.……     

吴伟业的诗史思想

吴伟业的诗史思想程相占吴伟业曾以诗史自况己诗，后人也多有以诗史一语论吴诗者。本文首先发掘吴伟业言论中有关诗史的看法，然后结合其诗歌作品，印证其诗史思想。一、“诗史”──“史外传心之史”“诗史”一语在唐代孟綮《本事诗》中出现后，很快产生了三种以上不同的...     

吕本中与江西诗派

宋代理学家、诗人、诗论家吕本中 ,出身学术世家 ,喜结交诗友。在南北宋之际 ,吕本中率先高标江西诗社宗派旗帜 ,提出“活法”和“悟入”说 ,补充与完善了江西派诗论。吕本中存世的近千首诗中 ,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理论主张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靖康之变”的伤时感乱之作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吕本中"活法"说文本考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的后期西昆体诗人胡宿(996-1067),后经苏轼等人的进一步完善,到了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1084-1145)那里,得到更为全面、系统的阐释,最终集其大成.吕本中对"活法"说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和探源,并揭示其内容、指出其路径,拓展其影响.同时,吕本中身体力行,将"活法"说贯彻实施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然而,学术研究最倚重者乃语料,而体现吕本中"活法"说之文本语料,在后人的引述时差异较大,导致历代研究者见仁见智,从而对吕本中"活法"说之文本的创作时间、具体内容聚讼纷纭,许多个案至今未能得到解决.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吕本中著作中论及"活法"的诗、文文本以及相关重要言论进行考证,对后人的引述进行厘清和考辨,并在此基础上对吕本中"活法"说形成的大致过程作一个简洁而清晰的描述.     

“诗史”小议

“诗史”小议黎小瑶（湛江师院中文系湛江５２４０４８）１从＂诗史＂的种种含义说起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陆游的诗歌被称为＂诗史＂。古往今来．人们赋予＂诗史＂一词以种种不同的含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第一种：＂诗史＂指直接叙述时事的诗歌...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诗史”说文化成因的三维探溯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和史学研究观念,"诗史"说源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与现实。通过对这个文化源头的追溯,"诗史"说的形成原因从三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六经载道"为核心的六经一体观念是诗史混同的文化根源,由此衍生出的"六经皆史"说则为"诗史"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观点表现了诗在提供历史借鉴方面与史的共同之处,是"诗史"说得以产生的诗学依据。由于史料、制度和时代原因,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和残缺,是形成"诗史"说的史学原因。以"六经载道"为文化起点,以"六经为政"为文化逻辑,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规定了"诗史"说的生成与发展。     

解读“诗史”精神

千百年来,杜诗学的研究者们在对“诗史”的阐释中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史料;其二,认定“诗史”乃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样板。本文旨在辨析此两种误解,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既不能仅仅把诗史等同于史料,也不能把诗史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出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的“第一等真诗”。当今诗坛所缺乏的正是此一“诗史”精神。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性的小诗,然而更加需要的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吕本中诗歌甄别

吕本中的诗歌,自20世纪初《东莱先生诗集》沈度刻本与黄汝嘉刻本被重新发现以后已较为完整,然亦有不少问题需要辨析。吕本中诗歌需要辨别的情况主要有三类：其一,刻本中收录,同时又见于其他文献且署名作者为他人者;其二,部分钞本收录而刻本未曾收入的诗歌;其三,其他文献收入,但吕本中现存诗集中未曾收入的诗歌。     

士庶共通：《宣和遗事》中的刘子翚汴京诗

北宋末年的汴京诗蔚为大观,吕本中、邓肃等人在汴京围城前后写过一系列诗史性质的诗篇。绍兴四年（1134）左右刘子翚写下了组诗《汴京纪事二十首》,通过事后追记,将个人见闻感怀融入当代史的书写中。“事”是聚焦点,乃组诗之骨。《宣和遗事》以时间为轴,同样是以“事”为关纽。《宣和遗事》引刘子翚《汴京纪事》多达七首,刘子翚的汴京诗构成“宣和遗事”讲史话本的骨架;故事是《汴京纪事》最吸引讲史者的因素。汴京梦华、中原卧游,是南宋士庶精神生活的常调。汴京作为集体记忆的空间坐标,是士庶共通的东京梦想的载体。进入《宣和遗事》的刘子翚汴京诗,不经意间成为士庶文化沟通的津梁,在文学史上起到沟通雅俗的作用。     

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

宋末诗人高斯得,其诗歌创作以叙事为主,纪实与伤时并重,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歌。高斯得诗歌中有着明显的秉笔直书的＂诗史＂意识。他的诗歌创作以古体诗为主,通过组诗的形式更好地记录时事。其诗歌创作中大量的自注,解说背景、补充时事,使得其诗歌有着明确的＂诗史＂内涵。     

杨慎、王夫之与“诗史之辨”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人都为“诗圣”杜甫的诗叫好,也并非所有的诗论家都对杜诗为“诗史”说投赞成票。杨慎就是显例。其《升菴诗话》卷十一《诗史》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杨慎将“诗史”说归于宋人的发明,可能是依据宋人所撰《新唐书》,《新唐     

论杜甫七律的抒情特征

杜甫诗歌向有"诗史"之称,其诗史性不仅体现在叙事性极强的古风中,也体现在以抒情见长的七律里.杜甫创造性地完成了以抒情反映诗史内容的创作方式,在诗史中仍把抒情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秋兴八首>等诗篇则通过抒情的反复咏叹和客观意象主观化,体现了其"篇终接混茫"的美学追求.意象密集和音节错位所造成的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杜甫七律超越初盛唐七律之处.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何颉考

几种宋人著作记载的吕本中《江西宗派图》所列人物不尽相同。最重要的歧异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列二十五人中有何觊(《山堂肆考》、《豫章志》作何(岂页)),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则作何颙,赵彦卫《云麓漫钞》和王应麟《小学绀珠》却无何觊,而以吕本中代之。目前,学术界一般都承认胡仔的记载更接近吕氏原文,但关于何觊的情况却不甚了了。《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载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     

吕本中诗学“活法”说考论——从“江西诗派”的“句法”、“音律”、“锻字炼句”等说起

“活法”说是中国诗学中的核心命题之一,但对吕本中建构这一理论的渊源流变等一些重大问题还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本文从“江西诗派”的“句法”、“音律”、“锻句炼字”等角度入手,通过对宋初文坛状况的考论,以吕本中为考论中心,在研读基本文献的基础上,爬剔清理,微观的文献解读、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相结合,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匡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认识.     

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2019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在2019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诗史写作中重视"问题意识",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呈现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诸种诗学问题的探究中自觉运用了"新诗史"的理论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固有新诗史叙述的反驳、诗学现象的探察,以及新诗的形式建构、新诗史讲述的"片论"方式等层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新诗"历史化"研究的议题。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文质彬彬、情文并茂 ,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 ,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 ,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 ,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 ,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诗史管窥——从杜诗反映“安史之乱”谈起

我国古典诗歌被誉为诗史者,惟独杜诗。杜诗系诗史之说,从唐代的孟棨到解放后的文学研究者,都曾有人提过。这个论断,可惜至今还没有人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有的古人,誉杜诗为诗史,旨在要证明杜甫对君王有着推见至诚,毕见忠信之殷。其言诠落入儒家窠臼,名似肯定,实则揶揄。基于上述原因,探索并论证这个论题,阐发诗史之真谛,尚属必要。既是诗史,顾名思义,当然首先还是诗,然后才又有史的某些特点。诗者,缘事而发,时代的风云,战争的烽火,生活的磨难,激盪于胸中,而形之于笔端;史者,忠实记载耳闻目见的事件、人物,具有连贯性,并赋以诗人的评价。诗史是设譬而言。据此,可以把一部杜诗作为唐代盛衰史、唐代人民血泪史、“安史之乱”战争史来读。杜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