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比较研究——一种新经济社会学视角

目前,关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切入。本文利用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对两种模式作社会学方面探讨,深入阐述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社会网络,并就两张网络各自的典型特征,分析了它们产生的必然性,同时,因蕴藏于社会网中的社会资本稀缺程度不同,使“苏南模式”在发展初期较“温州模式”更具优势,但乡镇企业在社会网中的边缘位置注定了其发展会受挫,而民营企业网络中的较强同质性和封闭性,也会使其发展出现瓶颈。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

“温州模式”是最近２０多年来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最为独特、最具争议的区域工业化模式之一,作为转型经济的一个地区,这种模式既属于一种区域制度转型范式,也属于一种区域工业化范式。本文借助纵横向比较及实证研究方法,就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之内涵、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向,做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温州模式从其内涵上可以称为“中国式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至少有三,即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内源性资本形成格局及区际贸易为主的市场分布;温州模式下一步发展的趋向,最明显的莫过于二:(１)工业化重心由“二产化” 向“三产化”的移动;(２)市场分布由区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转移。     

商会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范式也不断的被提出来。研究者不断跨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化等角度入手,来诠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商会的一些具体活动。从而引发了商会研究的新的一轮热潮,也推动着史学研究不断进步与创新。     

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本文结合当前温州经济发展状况,认为温州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虽然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但主流是正常、健康的,断言"温州经济衰落"是没有根据的.在温州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少了当年那种不断开拓创新的冲动和冒险精神.温州模式主要是一种制度创新模式.从制度变迁角度看,温州已经创造的成功经验和今天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启示意义.     

温州模式:马格里布、热那亚抑或其他?

本文不同意史晋川教授就温州模式所作的比附.温州模式既不同于马格里布模式,也不同于热那亚模式.温州商业的人格化调整并非内生于其传统文化,而是对中国整体性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滞后性的回应.     

论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温州模式的启示

中小企业是所有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石,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与环境的总体影响很大,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议程主要关注大企业的需求,而忽视了中小企业规模小、生存竞争激烈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足等特点.来自供应链上的压力是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力,有必要在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激励机制之外寻求使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小企业更为相容的新路径,如鼓励中小企业开发BOP市场与加强企业集群的建设.对温州模式而言,通过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来进行制度创新应是必要与可行的选择.     

温州模式的自组织性质研究

温州模式因政府干预少,政策宽松开放,产权清晰,经济主体自主性强,从而自发组织形成了各种灵活有效的生产形式和市场秩序,具有复杂系统自组织的特征.温州自组织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一些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具有能自我发展和完善、效率高、适应性强的优点,因此,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启示我们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注意如下几点:进一步建立起清晰的产权制度;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减少对外资、外援的依赖和对外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照搬和模仿,更多通过市场机制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市场自组织产生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     

泉州模式与泉州模式新发展——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转型的借鉴

以新温州模式和新苏南模式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发展结果上的趋同,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还表现为发展趋势的趋同.这对研究和探讨泉州模式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几年来,泉州模式有了新发展,品牌经济已经成为泉州模式新发展的重要体现,深入研究泉州模式新发展要从海西发展空间布局谋划泉州发展,要在处理好“项目带动”和“品牌带动”关系上谋发展,要从更加广阔的人文视角探索泉州模式的新发展.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 --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个案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私营企业主群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但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参与方式 ,使得该阶层的政治参与处于一种低度组织化和不规范的状态。近几年 ,温州地区兴起了一大批由私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 ,我们认为 ,这一新兴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 ,使得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了新的势态。本文将以温州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 ,考察这些自治性行业组织作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政治参与行为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制度绩效和意义。     

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前期 ,黄老主要的工商思想先后得以付诸实施 ;中期 ,实行的是剥夺工商权益、强化对工商业干预控制的管理政策 ;后期 ,则是随着盐铁会议的召开而对工商管理政策加以调整。经过以上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 ,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 ,呈现出以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层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大体同步运行     

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以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周汝昌之"红学"为中心

文章将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和周汝昌4人的红学研究个案作比较,进而探讨《红楼梦》和红学研究的大问题,呼吁对《红楼梦》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提倡红学研究应该将考据、义理、辞章也就是史、哲、文互相结合,是对21世纪第一个10年红学演变一种角度的观照,对未来红学发展方向的企盼。     

《红楼梦》中的空白及其审美意蕴

曹雪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艺贯古今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画家。他在《红楼梦》的创作中将中国古代的绘画理论和技法融入笔端,创造了全新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对空白手法的运用,使中国绘画理论中“虚实相生”的美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也对空白这一中国绘画技巧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使其审美蕴涵更加丰赡、充实,其创造的意境更加空灵、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