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实在之消失及其后果

信仰是人类生活的独特层面,人是信仰者。西方人所说的信仰通常指宗教信仰,中国人所说的信仰指对某种宗教或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可见,信仰有宗教与世俗之分。西方中世纪被称为“信仰的时代”,而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因为西方中世纪把信仰凸现为首要价值,而启蒙时代将理性凸现为首要价值。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世纪是“黑暗的一千     

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及意义

欧洲中世纪虽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但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否定理性的时代。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重新对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进行审视和评价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托马斯·阿奎那和波那文图拉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中世纪哲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的,是以信仰寻求理解为基础展开的。如何处理好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神圣生活与世俗事务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神哲学的基本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和波那文图拉作为中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对此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前者给予理性以自主性,后者则坚持信仰优先而强调知识的统一性和目的性。     

晚期中世纪哲学的逻辑学转向及其理论意义

在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后期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朝向逻辑学转向的理论思潮。虽说这种转向在消解理性与信仰认知关联性的同时,摧毁了传统经院哲学的理论整体感,改变了中世纪哲学的进程,然而,中世纪后期对逻辑学的重视,把它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哲学进行研究,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历史事件,它是长期以来理性与信仰之间张力关系的结果,是理性被限定为逻辑作为表达神学(信仰)工具之后的演变与发展。或者说,认知的工具性地位为逻辑在特定时代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当理性与信仰的联姻或平衡被打破,它在这种联姻中所获得的理论成就就会为它挣得一份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它由此拥有的合理性也会演变成为一种独立意义。从历史的意义上,中世纪哲学从基督宗教哲学中演变出来的直接的或最早的哲学遗产是逻辑。或许,在现实可能性上,只能是逻辑。     

中世纪哲学的形成: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理性和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两大要素,在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虽然理性的科学精神占了主导,但整个西方哲学始终运动在理性和信仰交织的精神网络上,尤其是中世纪哲学,理性与信仰的交融与调和孕育出的中世纪哲学,它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对于欧洲中世纪哲学探析和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发展脉络。     

绝对者何以作为实存者?——从后期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来看

自中世纪直到近代,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关注的焦点,黑格尔通过概念的辩证运动展现两者的同一性,但这样一来就把概念等同于上帝本身。谢林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指出这种最完满的观念论缺乏实存,最终将绝对者理解为纯粹的行动者,并以此开启他的肯定哲学。谢林的思想为反思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晚期逻辑与哲学的关系

欧洲中世纪晚期,逻辑与哲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而逻辑则是哲学的仆人。唯实论者托马斯主张理性服从信仰,这体现了其神学的本性,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给理性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唯名论者奥康认为,理性和信仰可以发生矛盾,这无疑向某些宗教教义提出了挑战,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提出了严正质疑。由于重视了逻辑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理性的真理性,这就必然从内部动摇、瓦解经院哲学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     

从自然神论到无神论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演变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条线索进行的,即由反理性的盲信神秘主义进展到试图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寻求统一的形而上学,这形而上学最终又由于知性的局限而堕入粗陋浅薄的感性直观。 随着中世纪形而上学体系的坍塌,经验性原则被确立为近代思维的绝对起点。理性与信仰开始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分道扬镳:理性转入自然和感性的方面,即外在经验方面,经过自然神论和泛神论而最终发展为无神论和怀疑论;信仰则潜入直觉和幻想,即内在经验的领域,在所谓的直接知识和神秘主义的精神迷狂中自我陶醉。本文旨在对自然神论的发展及其向泛神论和无神论的转化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神人复和：论中世纪视觉艺术接受的救赎意识

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视觉艺术成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外化形式,人们的审美经验也由基督教信仰所决定和塑造。基督教信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上帝的复合,救赎意识贯穿于视觉艺术接受活动过程,这在教堂建筑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救赎意识使得中世纪的审美意识具有了超越性的特征,这种超越性是中西方美学精神的重要区别。     

论中世纪银行业的家族经营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

中世纪银行业经营管理方面,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其中,家族经营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并表现在三个方面:家族控股、以家族的名字为公司命名以及在代理人雇佣方面家族成员的优先权等.家族经营对中世纪银行的经营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要职位的世袭制或终身制的倾向以及血缘关系在雇员的提拔和薪酬管理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世纪银行的家族经营模式,与中世纪社会那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一致的,本质上并不构成中世纪银行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在经济形势良好或稳定的前提之下,仍然具有较大优越性.     

欧洲中世纪史诗的历史文化阐释

欧洲中世纪史诗是日耳曼氏族文化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产物,是蛮族文化中的英雄意识转化为欧洲中世纪英雄观念的范本,也是中世纪文明特有的基督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文本.欧洲中世纪史诗塑造了人性更为复杂的英雄主人公,显示了对人的自身认识所达到的新的高度.同时,基督教的历史观和基督教文化中的"自省"精神对也是中世纪史诗文化的价值所在.     

英国学派与中世纪欧洲模式研究

英国学派把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独特风格。他们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大基本概念出发,重视研究中世纪欧洲模式。这对我们深入理解新中世纪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关注的重点不同,他们对中世纪欧洲模式的概括也有所差异。从总体上看,英国学派对中世纪欧洲模式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未能形成一致看法。事实上,中世纪欧洲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前现代的均势体系与区域性的世界社会并存,并不存在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对中世纪欧洲模式的研究仍然是以逻辑在先的方法为主,虽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中古英国城市契约文明

中古城市契约文明是近代契约文明的直接源头,但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虽有特许状、城市法等外在的契约形式,但缺乏近代契约文明自由、平等、合意的本质内涵,具有人身依附残痕和不对等性。到中古晚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物质刺激和文艺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古城市契约文明开始向近现代嬗变。这点可通过中古英国城市契约窥见一斑。     

哈贝马斯对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的扬弃

哈贝马斯考察了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康德为了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而提出了理性兴趣概念,这一概念是康德从道德情感中引申出来的,然而,难以解释纯粹理性何以伴随着感性经验的因素。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在解释理性兴趣和自由时处于困境的要害在于,康德割裂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仅仅强调后者优于前者而不是前者从属于后者,这是需要修正的关键环节。哈贝马斯则重新对兴趣概念进行定位和规划,来说明自由如何可能。     

明清中国麻风病“污名”的社会建构——东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麻风院模式”再思

麻风病在东西方社会均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是公认的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因此,理性地处置麻风病也就成为东西方社会现代性的象征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到明清时期,因"秽(精神与肉体双重污秽的形体)、恶(自甘堕落为恶盗、恶徒、恶人的恶丐身份)、淫(纵情贪欲、违礼犯法的麻风男女)"三端,麻风病被中国社会"污名化"为一种"不洁的"、危害社会公德和公共卫生的恶疾;麻风病患者被消极地"徙(迁徙出正常人居住的范围)、禁(禁止入城)、养(隔离于麻风院中)"于官办民助的麻风院,非但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而且"养而不教",故以"理性管理"为内核的卫生现代性显然并不清晰。与此对应,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降,用"排斥和洁净"两种方式从肉体和精神上对隔离到麻风院的麻风病患者进行了严格的"理性管理",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中世纪欧洲在孕育现代性方面的贡献,但其视麻风病患者为"不正常的人"的"污名化"举措,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并未真正彰显卫生现代性。     

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从宗教批判出发的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

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与近代哲学的自由原则及其内在矛盾有着必然联系。现代对历史的反抗完成了哲学传统中的自然理性与现代的世界理性的区分。在现代对世界的省思中,特别是在将来的人与自身的区分上,世界理性获得自身尺度的当下现实。     

中世纪西欧医院的形成及其特点

作为中世纪西欧社会最普遍的慈善机构,医院（Hospitals）是依据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建立起来的;它能够适应西欧社会对灵魂救赎的信仰需求,进而逐渐发展起来。在漫长的中世纪,医院形成了浓厚的宗教色彩、鲜明的慈善职能、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割裂性等特点。在组织机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中世纪西欧医院为近现代医院的专业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