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写经图》另考——禅宗文化演绎中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罗汉写经图》是一幅流传有序的宗教名画。但由于此画作者佚名,所以围绕此画历来评述颇多,既有共识,又有争议。从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形象以及作品创作的特定时代信息和文化背景分析,《罗汉写经图》既不是一般的“罗汉图”,也非单一的“写经图”,而是一幅深度体现禅宗文化及其演绎中的出自文人画家或得道高僧之手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五百罗汉之“五百”因何而来?

在寺院里我们常看到16罗汉、18罗汉、24罗汉,这均可指出姓名来.最令人惊叹的是“五百罗汉”也出现在一些寺院中.如北京的碧云寺、苏州的西园寺、成都的宝光寺、昆明的筇竹寺等,都供奉着500罗汉.500罗汉之”五百”到底因何而来?说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说,释迦牟尼在世时,收了500个弟子,经常给他们讲经说法,释迦死后,500弟子将怫祖讲过的     

“相”字考略

0、本文试考释“相”字由本义动词假借为副词、由直指到偏指的演变轨迹。1．l从最早的文字史料看，“相”字义为用眼睛打量树木，是“察看”的意思。如（1）相田今允雨（甲骨、卜辞）。1．2《诗经》一书中“相”字共出现三十次，其中动词“察看”、“省视”义项占40％、“佐助”义项占66％，名词“助手”义项占10％、“质”义项占3．3％，副词“互相”义项占377％、偏指“代相”义项占3．3％。《孟子》一书中“相”字共出现四十七次，其中动词“佐助”义项占106％，名词“助手”义项占43％，副词“互相”义项占70．2％、偏指“代相”义项占6…     

“宗教热”原因探析

该文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为背景,探析“宗教热”产生的原因。通过对“宗教热”的表现及其基本特点的分析,阐述宗教教义带有的浓厚“入世”倾向,使宗教易于传播,并为人们认可和接受;宗教的基本教义可调整人们的心理冲突,减缓心理挫折,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宗教对信徒情感需求的满足是“宗教热”的强大动力;“文化热”的出现,是“宗教热”产生的客观条件;宗教活动场所及宣教过程中所营造的浓郁宗教文化氛围,是宗教热的直接外部导因,引发人们对“宗教热”做一些理性思考。     

“民族主义”的贬义化倾向

“民族主义”已经呈现贬义化的倾向。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曾经广受赞誉。现今的“民族主义” ,由于其众多贬义性子概念 ,如“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等的反复出现 ,以及“民族主义”的内护性和排外性与全球化和现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相矛盾等因素 ,不免走向贬义化。时代的变化是“民族主义”贬义化的重要原因。“民族主义”的贬义化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但不会走向绝对化     

“7”“十”“卐”的原始物像: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解析

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内部存在的四种基本语法规则决定了它的三个特征, 即具有两种基本类型的天鹅形象、数字“7”形原始物像和自由形式。欧亚草原天鹅岩画的主体是合体岩画。其意义是在与其他图形的关系中产生的。而在与其他图形的搭配组合中, 天鹅图像一方面展示了天鹅形象所具有的一些显著特征, 如“7”形、呈组合排列、搭配的多样化等前景化效果; 另一方面显现了它所蕴含的意义—与天鹅座、北斗星相联系的渡亡灵升天的神鸟。蕴涵此意义的天鹅图像又是符号“十”“卐”的原始物像。大量神话传说、天文考古、宗教、民族和民俗文献资料以及以岩画为核心的考古发现都证明天鹅崇拜是欧亚草原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历史悠久的信仰, 承载它的活化石就是天鹅岩画。     

“图像转向”之辨

梳理米歇尔“图像转向”的三个基本观点,即图像是一种后语语言学的再发现、图像和语言都参与人们的本质建构、观看与阅读都是具有深度模式的接受行为,辨明了“图像转向”并不表示图像的狂欢和霸权,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语言式微,而是对图像表达比重日益增加的趋势和过程的描述;“图像转向”既表明图像增长的速度之快,也表明图像增长的技术支撑性;“图像转向”的本质是语言和图像互为他者、和谐共生.     

略论音节助词“相”

在古代汉语中,“相”常作指代副词,用于及物动词之前作状语。它可指代动作行为所支配的对象,因此动词之后一般不出现宾语,构成“相_1+V”结构(相_1为指代副词,V 为动词,下同),V 对“相”在意义上有支配关系,如:①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②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     

“相”字之演变

在古代汉语里,位处及物动词之前的“相”字是个具有称代作用的付词。这种“相”字,如果从其常用意义或现代汉语的语感出发,很容易解作“互相”“交互”,即看作是表示某一行为的施事者同时又是这一行为的受事者。其实,这种用法的“相”字,意义并非如此单纯。     

“天地”与“山林”:道教自然美论

道教的自然美思想，植根于道家“原天地之美”的理论。当道教将“山林”之幽静美与宗教修炼挂钩、将鸟兽虫鱼和草木金石与得道成仙相联系的时候，古代传统美学趣味就与宗教的神秘意蕴相结合了。本文从三个层次分析道教以隐遁“山林”为中心的回归自然的情趣，从中寻找代表“民族精神之美”的自然美论。     

"Style"小议

该文从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出发,导出了不同时代,不同个人均具有不同的文风.因此,我们在阅读中要善于鉴别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风格,而且要有意识地在写作练习中逐步培养自己所独有的风格,以形成良好的阅读和写作习惯.     

明式家具装饰符号及运用初探

文章通过对明式家具装饰图案的收集与分类整理,分析图案的符号涵义,在此基础上,对明式装饰图案进行现代应用的提炼研究,提出用现代工艺手段来生产,以使其符合现代市场需求。从而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家具品牌。     

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散文潮流 的开创者之一

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的说法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知道,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朝花夕拾》和《土仪》的写作、发表、结集出版情况可以知道,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的创作潮流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的系列文章应该是高长虹的《土仪》而不是鲁迅的《朝花夕拾》。     

"体变曹王"--试论陆机的文体创新

被钟嵘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之所以能取得西晋太康文坛的霸主地位,是与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各类文体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分不开的.陆机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奠定连珠体的基本体式;二、确立骈文的基本格局;三、颂体的创新;四、挽歌的变体;五、赋体中的创新.     

南朝文体分类的思维特点

南朝时期,文集的编撰空前兴盛,这些文集的编撰可以说是南朝人对文体分类的一种实践,体现了南朝人在文体分类上的某些共同思维特点,其中以《文选》的文体分类最有代表性。从《文选》的文体分类来看,南朝的文体分类主要体现了两个思维特点。一是唯题是从,二是约定俗成,也有二者交织的情况。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显示出南朝文体分类重名轻实的倾向,同时又充满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特色,幼稚中不乏深奥,粗陋中也显精妙,符合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道理。     

佛禅与五代的诗风变易

五代自开平肇始至显德终止,前后五十多年里＂五易其国而八姓＂。之于禅宗,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他们在邦国林立的乱局中,各得其所,得大发展;诗人抑或准诗人避乱隐市、逃禅潜佛,各诣所适,客观上为诗风的变迁准备着种种可能,酝酿着种种机缘;作为山水田园一脉的过渡环节,殊觉卑弱,甚至当不起过渡的责任,然而,这毕竟是诗史必经的一段,承续着既往联系着未来。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试论中西“语言风格”的定义

语言风格是古今中西修辞学和文体学研究的核心术语之一,是现代汉语语言风格学研究的基石。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包括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等等都曾经根据各自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给语言风格下过定义,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是被中西学者广泛接受的。文章旨在通过对古今中西“语言风格”的定义的考查和它们之间异同的比较,探究人们对该术语做出的形形色色定义背后的本质。     

《无词歌》与“风格小品”

本文介绍了《无词歌》题目的最早出现;探讨了门德尔松对于音乐与音乐外联想提示的见解;分析了《无词歌》与其它风格小品的区别。     

牛汉诗歌的美学风格与"七月"、"九叶"诗派

牛汉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长达60余年,至今仍未间断。作为"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与该流派之间出现了由游离到紧密联结直至发展超越的关系。笔者试图以牛汉诗歌美学风格的变化为切入点,对"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在审美品格、思想文化渊源、诗艺特点等方面进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