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析

不当得利,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怎样去认识这种现象的法律性质,以及如何对待由它引起的法律后果,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浅见。一、不当得利是法律事件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引起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表明,它无疑是一种法律事实。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界的共识。然而,法律事实又表现为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不当得利这种法律事实属于“行为”还是“事件”,在众多的有关论著中却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有的法学词典在注释不当得利这一词条中,认为它“是履行违法和显然对国家有损害的法律行为……。”①显然,在这里不当得利至少在一定情况下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法律行为。有的教材尽管明确指出:“不当得利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一种事件。”但是,与此同时却又认为:只有受损失的疏忽大意而没有取得利益人的贪占便宜的心理状态,同样不能     

论强迫得利

强迫得利指违反受领人意思的利益,基于对受领人选择自由的尊重,此种利益对于受领人而言不属于得利,因此不构成不当得利.此系不当得利成立阶段的问题,而非返还计算时主观贬值的问题.当所受领的利益是没有争议的利益或者受领人选择了利益时,不属于强迫得利.受领人选择利益包含请求利益、能够轻易返还利益却不予返还、袖手旁观、事后追认利益这几种情形.对于受领人是否选择利益以及对于返还价值的计算,都应当以一个若处于受领人环境的理性第三人标准进行判断.     

试论不当得利之不当利益

不当得利作为债之发生的原因之一,经由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已为现代各国立法所普遍承认。不当得利之债中备受关注者,无非就是其中之“不当利益”的界定。不当利益是认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事实的首要方面,亦是整个不当得利制度的出发点。不当利益的界定和认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法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程度。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利”之衡平关乎本质之公平和资源合理之分配。所以对不当得利中“利益”之内容、范围、性质必须全面而明确地界定,以期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从而为人们提供确定的预期和正确的指引。     

对不当得利制度中两个问题的认识

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受害人能基于所有权或无因管理制度请求受益人返还该项利益时,原则上不适用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不包括恶意不当得利.     

浅析利用既存错误得利行为的性质

购买物品时因对方误算或因提款机故障多领金钱时,受领者并不负有告知的义务,其未告知而获得利益的行为不能因此即成立刑法上犯罪。只是不当获取的金钱利益部分,仍需按照民事上不当得利制度加以调整,对于溢领的部分加以返还。     

利益返还请求权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票据法对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且有不周全之处。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应为不当得利 ,其请求权人应包含空白背书的持票人和故意为背书涂销行为的持票人 ,其利益返还义务人应在出票人和承兑人之外还包括背书人和无权代理人 ,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法定要因应增列持票人因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     

法律上的“无因管理”

<正>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法律事实。《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给付不当得利的几个基本问题

不当得利是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当得利的类型化问题是不当得利的基本问题 ,涉及到如何界定不当得利的地位。本文在探讨区分给付不当得利的重要性及其意义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立法和司法应采纳非统一说以构建不当得利请求权 ,并具体分析讨论了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条件     

论行政主体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行政奖励被撤销后的利益追索说开去

在当今给付行政时代，行政相对人从行政主体处获得不当得利的情形已大量出现。行政主体如何追索这些不当得利，我国大陆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理论上的探讨也较少。参酌域外公法上返还请求权制度，在有授权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可以凭借自身的公权力直接对行政相对人采取强制返还措施。否则，应当通过诉讼获得返还。不过，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衡平法理和时效等因素，行政主体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给付型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与减轻——以《民法总则》第122条的内部构造为核心

学界及实务中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的“没有合法根据”之举证责任莫衷一是.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内部构造类似于大陆法系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所以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的实务和学说见解.德国和台湾地区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的举证责任皆以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为分配原则,而我国的立法现状与规范说的观点相仿,由主张权利者负担举证责任,但为了减轻其举证困难,可以强化债务人之具体化义务,要求被请求返还的被告对其所主张之原因事实为具体说明,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     

略论绑架罪的几个问题

绑架罪在主观上具有勒索财物或获取其他非法利益的目的,在客观上是由绑架行为和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行为两方面组成的.新刑法规定绑架罪最低起点刑为10年和绝对死刑失之于严,应通过补充立法或修改刑法的立法方式重新规定.     

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探讨——从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出发

操纵证券市场是严重的证券欺诈行为,而其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定.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问题应从操纵市场的界定、归责原则,赔偿主体、损失的确定方法等几个方面重新进行探讨.     

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困境与出路

不法侵害的识别与防卫权的设置初衷密切相关,应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宗旨出发识别不法侵害。作为防卫权发动的前提,不法侵害的识别应以法益侵害为基础,以对权利的蔑视为依托,以维护社会团结为限度。即应以法益侵害为认识起点,借助权利侵害和社会团结的法理,将不法侵害限定为在主观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侵害行为。在识别不法侵害时,应坚持区分防卫权的成立前提与行使条件,以行为时行为人的认识为尺度,以经验评价为基本依据,坚持社会团结原则,从社会利益维护的角度,平衡防卫所保护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立足侵害行为的破坏性、不法性、造成损害结果的难恢复性等规则,将具有法益侵犯性、权利蔑视性的部分行为排除出不法侵害的范围。     

天缘与人力--从"金锁"来历看"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

《红楼梦》中“金锁”的来历颇有可疑之处 ,文章主要从“何时而来语焉不详 ,薛姨母女话语自相矛盾 ,旁人影射真相 ,形势所迫、利益使然”四个方面论述了“金锁”应是薛家为制造“金玉良缘”而有意自造 ,并在此基础上对“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进行再认识。     

浅谈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纳税筹划

正确地对纳税事务进行核算和筹划,是企业重要财务管理工作。纳税筹划不同于避税和偷税。避税是一种合法行为,但违反国家政策取向和立法本意。一旦相关法律法规得到补充和完善,原本合法的行为就会变为非法,而企业合理地进行纳税筹划,会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本文对纳税筹划的作用、应遵循的原则以及企业如何合理地进行纳税筹划等作了详尽的论述。     

试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法律形态

目前 ,我国将医疗机构进行分类管理 ,将现有的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两种。作者通过对现有的医疗机构法律形态的分析 ,呼吁通过加快立法对其进行管理     

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中竞业禁止条款的适用

随着人才市场流动性的增强,由员工"跳槽"引发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时有发生.国外不少国家通过竞业禁止条款来规制员工流动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法律关系.从立法实践来看,竞业禁止条款能平衡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我国目前关于竞业禁止的法律仍不系统,法律效力不普及.目前,我国应当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订,规定雇员这一侵权主体,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竞业禁止的效力.     

强制拍卖船舶中各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分析

海事法院在强制拍卖船舶中,涉及多方当事人,只有理顺其中的法律关系,方能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有些问题仍争议颇大,如究竟谁是拍卖法律关系中的出卖人,被申请人是否需要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等,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涉及到四个方面。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初探

利益分配问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主要出现了买断型、保护型、服务型、返利型、合作型等五种利益分配模式,多数地方的分配模式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根本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农业产业化发展阶段,让农民合理得利、壮大龙头企业等利益分配原则,健全利益分配所需要的保证体系,即组织保证、制度保证、非市场安排、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和营运约束机制保证等要素。     

试析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未成年人被视为弱势群体 ,他们的隐私权往往会被忽视乃至践踏。未成年人有其独特的个人生活自由权、个人生活情报保密权、个人通讯自由权和通讯秘密权以及个人隐私利用权。任何干涉、破坏未成年人个人活动自由 ,非法调查、窃取个人情报 ,非法刺探、调查、公布他人隐私 ,未经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利用未成年人个人资讯情报等都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情节严重的 ,则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