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似“无理”却“有理”——陌生化诗学的审美特征

《红楼梦》中香菱与黛玉论诗,谈到了读诗时初有“无理”之感,但经过仔细品味之后,又觉“有情有理”,这种由“无理”到“有理”的感受过程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陌生化诗学所倡导的审美特征。“无理”是相对的,是人们在直觉的或直观的阶段感觉到事物的形象不合传统,不合规矩,也就是“无理”。当人们欣赏思考时,却又发现自己熟悉的事物有另一种形式,并且揭示了事物特征的另一方面,进而便生成了“有理”之感。这种从“无理”到“有理”的获得美感经验的过程是无穷尽的。     

《红楼梦》论写作之道

《红楼梦》在写作理论和文学创作规律的直接表达上也深邃突出，它将深奥的理论融入形象中，具象中。如“无理而妙”，蓄势设情造境，“文先定体”，“宜正体制”，“背面敷粉”等，特别是诗词创作知识，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和珍视的。     

“新鲜化”角度下的“陌生化”语言翻译

文学创作手法“陌生化”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应用.深入剖析了“陌生化”的概念内涵,提出应将“陌生化”同“陌生感”加以区分,同时采用“新鲜化”和“陌生化”相结合的方法翻译源语的“陌生化”语言,从而更加有效地传达源语的信息.     

恰似“无理“却“有理“——陌生化诗学的审美特征

<红楼梦>中香菱与黛玉论诗.谈到了读诗时初有“无理“之感.但经过仔细品味之后,又觉“有情有理“,这种由“无理“到“有理“的感受过程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陌生化诗学所倡导的审美特征.“无理“是相对的,是人们在直觉的或直观的阶段感觉到事物的形象不合传统,不合规矩,也就是“无理“.当人们欣赏思考时,却又发现自己熟悉的事物有另一种形式,并且揭示了事物特征的另一方面,进而便生成了“有理“之感.这种从“无理“到“有理“的获得美感经验的过程是无穷尽的.关键字:陌生化诗学;无理;有理;审美体验     

《第五号屠场》的“陌生化”

“陌生化”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特征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形式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为“陌生化”下了这样的定义,即“艺术能使我们对生活和经历产生新鲜感”,“新鲜感是通过艺术这种形式把那些已经习惯成自然的事物陌生化而产生的”。这种习惯与陌生化的对立,按当代英国著名学者、牛津大学法语博士安·杰斐逊对形式主义的评析,不仅存在于实际语言与文学语言即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中,而且还表现在已经自然化了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传统艺术手法上并使之陌生化,使文学作品更生动,更感人。     

“妙”与“和”——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

在中国美学史上,道家主“妙”,儒家倡“和”,这样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对中国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较和分析这两个不同的审美范畴是很有意义的。一、“观其妙”与“和为贵”“丽”与“和”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根源于道家和儒家对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态度。按照道家的观点,     

“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英语言语变异与内涵

言语表达者为了适切交际的目的有时故意突破语言规范 ,使用一些变异的词语句式。从逻辑或语言规范上看 ,它们是语域失误、搭配不当、悖理、语义荒唐、病句等 ,但从语境需要上看 ,它们又是通的 ,而且内涵丰富 ,具有“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     

王蒙“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上的兼收并蓄

运用影响比较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就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上的多方面的继承、借鉴进行了比对分析和论述。情与政的双线交织:王蒙在构思和设置“季节”系列的主线和具体谋篇布局时,从《红楼梦》的“以兴衰为经,以情为纬”结构艺术中得到启示并加以借鉴吸收;日常生活的注重和艺术直觉的崇尚:王蒙在“季节”系列的创作中受到了《红楼梦》的“善写日常生活诸事、写得津津有味”艺术旨趣的启发、感染和影响;闲笔与陌生化手法的采用:王蒙非常欣赏《红楼梦》中的“闲笔”和“陌生化”手法,并在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基础上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手法上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时空及对象的变化而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和拓展。     

也谈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

“异化”和“陌生化”两个概念有类似之处,但“异化”绝不等同于“陌生化”。“陌生化”作为“文学性”的表征之一,应当成为文学翻译的目标。“异化”翻译可能让译文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但是却不能就此认为“异化”翻译就一定能够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更不能认为译文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就是原文的“陌生化”手法造成的。     

文学作品的"陌生化"与翻译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表现手法是文学理论界广为关注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本文把它和翻译的"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方法加以区别.针对文学翻译界存在的语言使用过于随意的现象,提出要在正确处理好"陌生化"和可接受性问题的基础上,客观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陌生化"表现形式,维护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陌生化"手法在文学翻译中的再现——以标记性主位句为例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是文学性的代名词.陌生化手法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译者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也决定了译作的成败与否.以文学文本中的标记性主位结构为例探讨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及其翻译.     

“陌生化”的审美实现探析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打破传统文论的樊篱,从理论到实践实现了文艺学研究方向的内转,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探讨＂陌生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审美突破,进一步从3个层面分析了达到＂陌生化＂审美效果实现的影响因素。     

兰色姆"构架-肌质"理论的延伸思考--兼论小说的"肌质"

兰色姆提出的"构架-肌质"理论引起了文论界的普遍注意.在此之前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与"构架-肌质"理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些主要针对诗歌建立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小说.小说的肌质生成,语言"陌生化"是方法之一,但更多地还要依靠渗透着特异性体验的个性化细节描写.     

《边城》小说中语言“陌生化”审美辨析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理论,认为＂文学性＂在于使熟悉的事物感知和语言表达陌生化。而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陌生化特色。《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文章以小说《边城》为例,分析其在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层面的陌生化,研究《边城》中语言作用于视觉、声音和情感所造成的阅读的难度和时延性,以此探究沈从文＂陌生化＂写作所带来的语言魅力。     

从《玉台新咏》看中国古代诗歌对同性恋的表现

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玉台新咏》也收录了涉及同性恋的诗歌,涉及的都是男性同性恋,在吟咏模式、情感展现上虽较异性恋题材简单,但是有其独特性。这类诗歌收录于文学总集中,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同性恋现象的包容和理解。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论析史诗与神话的辩证关系

神话与史诗作为人类早期文学的两种艺术形式,既存在内容与文体上的相通性与继承性,同时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神话作为原始的散文体的文学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实因素的增强,它逐渐向“人话”过渡,最终从世界观上完成了自我否定。史诗正是在对神话世界观否定的基础上,融合了神话尤其是向“人话”过渡阶段的部分神话的内容,采用韵文形式,最终形成了一种“史”与“诗”相结合的新的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