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利益诉求,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公约;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受CBD理念的影响,正积极寻求一个UPOV公约框架之外的更适合本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应立足国情,在适当汲取UPOV公约1991年文本精华的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引入CBD理念,不断提高国内育种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UPOV91文本与78文本的区别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特有形式,各国都在探讨更为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英文简称UPOV）1978年文本,但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已逐渐成为发展潮流。从国际植物保护联盟（UPOV）出发,比较UPOV公约1991文本-91978文本的主要区别,分析1991文本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出我国应对1991文本的对策。     

全球视角下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子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基于2000—2009年我国种子出口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主要种子出口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及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效果对其进口我国种子数额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种子进口国加入UPOV公约的1978Act和1991Act均对我国种子出口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种子进口国拥有的有效力的品种权数量对我国种子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我国拥有的有效力的品种权数量对种子出口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日澳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比较

虽然我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三国都是UPOV公约成员国,但是由于执行的UPOV公约文本不同,三国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保护力度、管理体制、审查与测试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着重讨论日本《农业种子和种苗法》、澳大利亚《植物育种者权利法》的特点,并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比较,阐述三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异同,提出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修订的必要性。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兼评我国的保护现状

知识产权私权的本质和植物资源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植物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层面上与注重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产生冲突,这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利益要求的冲突而在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内部,专利模式、UPOV模式和其他专门模式也是不同价值取句的反映.中国尽管参加了相关公约并完善了国内法律制度,但仍需在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找到真正的平衡.     

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战略选择

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 IPs协议")下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呈现多元保护模式。发达国家借TR 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保护模式,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寻求一个更适合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由此形成了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格局。通过对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格局的博弈分析,提出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战略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     

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及完善

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法规的逐步颁布,保护制度趋于完善,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也步入高峰期。然而在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实施过程中,在同国际接轨的进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侵权现象严重;“品种权例外”造成的法律保护缺位;申请量不稳定、授权量少,地区差异大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待于公众及育种者法律意识的提高,还有待于制度创新: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例外保护”中的限制保护措施;注册植物新品种商标等。     

植物新品种保护中我国“农民特权”规则的完善

育种创新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保障育种创新就需要完善植物新品种产权保护体系。正启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有关植物新品种权内容中对“农民特权”的具体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农民超越“特权”而侵犯品种权人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即品种权人权利与“农民特权”一直存在博弈。建议通过界定享有自繁自用权利的主体、限制自繁自用的种植规模、限制自繁自用的品种类型、制定科学合理的自繁自用种子销售监管方案等措施完善“农民特权”规则。     

中国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实施评价

本文在对植物品种权保护内涵界定和国际植物品种权保护模式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变迁和运行现状,揭示我国植物品种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完善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     

WT0规则与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开发仰赖于科技创新,其推广和应用必须接受WTO规则的约束。作者认为,必须加强对农业植物“品种权”的法律保护:高度重视农业转基因作物生产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种子法》等法律规范认定和推广农业植物新品种,并在研制、生产、销售过程中依法调解各种纠纷;惩处严重侵犯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     

有关植物新品种权的研究

本文在对中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变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内容、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策略、措施。     

论贯穿国际航空运输法发展过程的矛盾与挑战

致力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的华沙公约体系，从诞生之日起经历了种种矛盾与分歧的挑战。贯穿华沙体系发展始终的主要是三大矛盾，即承运人与客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不仅体现在公约的酝酿修改过程中，也体现在公约具体条文所遗留下的妥协痕迹。面对航空战略联盟和新科技的发展，华沙体系又将面临新的挑战与创新。     

植物新品种权的独立知识产权属性分析

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形式,其发展历史比较短,人们对其属性认识还不清楚.从分析植物新品种的生物特性入手,结合现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从植物新品种权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两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属于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宜通过专门法进行保护.     

欧盟知识产权跨界禁令研究

欧盟知识产权跨界禁令的研究近来在欧洲成为了最新的研究课题,布鲁塞尔规则在2001年取代了1968年的布鲁塞尔公约成为新的欧盟指令来规范相关的跨界国际私法的争议.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物权法的颁布,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原则由法律确定了下来,对于知识产权这个属于无形的私有财产保护方面,我们可以借由欧盟知识产权跨界禁令的研究来获得相关启发.     

试论外空《责任公约》及其完善

1972年责任公约是国际政策、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该公约有助于空间物体损害责任的确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空间活动的开展以及外空商业化的进程,该公约的适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该公约存在30多年之后,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探讨,研究是否需要对之改进,以适应外空活动的新发展。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

目前,国际上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主要采取专利保护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两种模式,美国率先给予植物新品种以专利保护,其对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双重格局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通过分析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影响,论述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