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治河官员的选任与监管

北宋时期河决不断,治河活动频繁开展。为提高治河成效,宋廷对督导河役的官员制定和运用一系列较为严格的选任条件、考核标准和监察方式,从而明确其治河职责,规范其奖惩依据,借助于经济奖罚、行政奖惩等多重举措对治河官员加以严格考核与监管,保证了治河的顺利开展。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仍与严重,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影响。其加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制约了黄患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许多濒河城镇走向衰落;促使了包括总河在内的治河官职设置,也引起了官场生态变化,同时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与人民不堪重负使社会矛盾激化;使明代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影响促使清朝治河行动更为积极,也足以使今人对黄河现状加以深思。     

清代黄河河患加剧与通运转漕之关系探析

黄河河患一直是困扰整个清代的头等大事,至嘉道时期更是河患频仍,史学界通常认为此一时期的河患是吏治腐败的缩影,此论固然.但就清代黄河、淮河、运河的整体形势而言,清代河患的加剧,与有清一代通运转漕的治河主导思想密切相关.服务于疏通运河的治黄思想,致使清代强迫黄河南行,而蓄清敌黄等治黄战略具有天然的致命弱点,所有这些人为因素加大了黄河的治理难度,影响了黄河的治理效果.     

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王朝自建立起,国家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和西夏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困扰北宋民族政策制定的当首推西夏。概要来说,西夏对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只能与河湟吐蕃政权结盟共抗西夏;北宋将招、买马的地点愈来愈倾向于河湟蕃族区域;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西夏政权对北宋的威胁和河湟蕃族政权对北宋的严重依赖,使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性。     

试论河湟酋豪对北宋民族政策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非常重视笼络蕃族酋豪.因为,蕃族酋豪不仅影响着河湟唃厮啰政权的政治向背,而且也影响到北宋对河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北宋在不同时期对河湟的民族政策都有他们深刻的印记.     

靳辅治河简论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顺治九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先后任国史院学士及内阁学士,康熙十年授为安徽巡抚,十六年授为河道总督,总河十一年,治绩显著,实为我国治黄史上有数的治河名家。一靳辅治河始于深入调查,细致探求河敝原因,确立治河的战略思想,改革治河的组织和制度。康熙十六年三月,辅受命为河督,日夜兼程赶赴治河工地,随后带领助手陈潢,历时两月,泥行千里,“偏(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     

未竟之业：民初广东治河督办谭学衡的治水计划

1915年台风季节时爆发的“乙卯洪灾”，是史无前例二百年一遇的大灾。广东地方领袖为此恳请北洋政府，主导处理救灾工作。袁世凯即遣派刚辞任海军大臣职的粤人谭学衡，回家乡作广东治河督办。谭氏履新后，前后任命了两名原职上海浚河局的瑞典籍工程师，主理广东的治水工作。他们一同踏勘了广东的河道，以制定治河之具体方案。研究谭学衡的治河方案，可对民初珠三角地区的水文情况、广东士绅与民初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20世纪初改善国计民生的广东治河计划等地方性改革之本质与命运，有更深入与确切的认知。     

元代青海地区土地占有及赋役状况探讨

<正> 北宋初,特别是(口角)厮啰政权时期,青海境的吐蕃人中,封建领主制已取代奴隶制居于主导地位。北宋末年,宋王朝对河湟地区实施了近30年的统治,并向这一地区迁来了一批汉族农民。北宋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制度对河湟吐蕃人产生了强烈影响,以至数万户吐蕃人“愿比内地”,即情愿接受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期间,青海东部租佃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弱化,但尽管如此,与中原地区相比仍存在不小的距离。金和西夏统治河湟时,生产方式大体保持了北宋末的水平。至于河湟农业区以外的广大地区,长期以来以游牧为生,受汉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影响相对微弱,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仍盛行部落领主制,部落属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强烈。     

熙河开发与北宋国家统一述评

宋神宗熙宁年间,熙河路设置后的进一步扩展和建设,是北宋中期国家统一思想重新提上日程见诸行动的表证。宋政府悉心经营熙河路,目的是为灭亡西夏打基础。由于其间遇到了许多困难,致使熙河路的发展收效甚微。由此表明北宋想要实现统一是何等的艰难。但是这一举动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李塨的治河思想

李是清初著名实学思想家,其治河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总结了历代的治河思想,认为“分流”和“合流”都有可取之处,主张因地制宜,治理黄淮,这些和“康熙朝治河第一人”靳辅的治河思想有很多相同之处。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恢复海运,间接治河的主张。     

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及其当代借鉴意义

郭嵩焘不仅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更是一位以精通洋务而著称的洋务思想家。其洋务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而是把办理洋务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就是其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治河方略、治河技术、治河保障措施体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对我们当今的河道治理,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和开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明代万历前期工部都水司的机构职掌与经费管理——以《水部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都水司是明代工部四清吏司之一,主要负责管理河渠水利、桥梁道路及织造、器皿等上供物资,其下辖机构分为内署与外署,驻扎于地方的工部分司官员数量相对更多,以注选或题差的方式选任,分别掌管运河各河段、竹木抽分、漕船修造。万历十五年,都水司郎中周梦旸编成《水部备考》一书,作为官署志书,分类胪列了该司职掌的各项条例和相关纪事,详细记载了漕河、黄河及其他河渠的变迁。万历前期,黄淮河患严重,河道大工屡兴,都水司事务繁重,职掌冗杂,尤其以治河为要务,该书充分体现了黄淮大工的时代特点。因应河道管理及河费开支的需要,水衡外署掌握运河夫役、钱粮的调配,随着运河疏浚工程的常态化,形成了相对独立、有别于工部中央的经费收支和管理体系。     

论清代河工经费的管理

清代早中期在治河工程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包括预算审核、工程申批权限、经费领取和使用经手人资格、工程验收、经费报销程序、办公经费支出限额、河工业务经费限额等方面的规定和罚则。尽管嘉庆朝以后各级河官的贪污行为日益蔓延,使这些制度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但对清代水利建设仍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宋夏战争中兰州城关堡砦的置建

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宪收复兰州,到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北宋灭亡,宋与西夏为了争夺兰州,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战争使兰州的社会经济受到破坏,但同时为了战争攻防的需要,城关堡砦却较快地建筑设置起来。 据《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地志》),兰州在北宋初属秦凤路,是该路十二州之一。究其实,当时河湟陷于吐蕃,尚未恢复,隶属秦风,徒具虚名。十一世纪六十年代,王韶收复熙州(今临洮),设熙河路。八十年代初,李宪复兰州,加“兰会”二字,为熙河兰会路。稍后,改为熙河兰岷路,十一世纪末又复故。以后屡经改易,先后有熙河兰廓、熙河兰湟、熙河兰乐等路名称,最后复改为熙河兰廓路。     

北宋黄河治理弊病管窥

北宋时期黄河决溢不断,宋廷为此而频兴河役.河役的长期开展,既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也加重了民众的力役负担与人员伤亡.来自漕运、军事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为黄河治理活动的开展设置了诸多羁绊;河政管理中官员渎职、欺压河卒及贪蠹资财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严重干扰了黄河治理活动的正常开展.     

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顺康时期的河道总督探讨

如所周知 ,“总河”或者“河道总督”是主要担负河道、运道治理重责的首脑。然而 ,学术界在论及明清时期的水利制度、河工制度时 ,并没有对作为重要职官的河道总督做深入的阐述。就笔者目前所见 ,专门论析河道总督的文章仅有一篇 ,即袁明泉先生的《明清时期的总河》(刊于《中国水利》1986年第 6期 ) ,该文勾勒出了明清时期 ,河道总督这一重要职官演进的轮廓。本文在此基础上 ,对顺康时期的河道总督进行考察 ,不足之处 ,还望方家指正。　　元、明“总河”的演进以及顺康河道总督的总体特征　　元朝时候 ,贾鲁担任总治河防使、都水分监 ,掌管…     

论北宋时期黄河的军事战略地位

北宋时期,在辽宋西夏金政权长期对峙的复杂环境下,尤其是在防御北方辽朝的过程中,黄河防线的军事建设被宋廷置于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反映到现实中,这不仅在君臣的言论中多有彰显,也突出表现于北宋对黄河沿线驻军的高度重视及东流、北流治河方略的长期纷争、军事防线建设的持续开展之中。北宋王朝对黄河军事防御战略的贯彻与实施,虽是其“守内虚外”政策的一种产物,但客观上则对防御辽朝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也论贾鲁治河与元末农民起义的关系

随着元末农民起义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史学界内有不少同志撰文,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起因陈说(由于贾鲁治河不当所导致)提出了质疑.笔者对其中一些看法,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一、元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确非贾鲁治河不当,而是元末统治的黑暗腐朽贾鲁治河是不是元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实上早在当时就有所争论.元末明初的宋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市井——北宋东京研究

北宋东京城在中原古代城市,甚至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无疑是独具魅力的一个。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文人笔记中,记述了一个商业街市发达、民俗生活繁阜的文字中的东京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图像东京。对画中虹桥"桥市"及其周边的沿汴"河市"与历史典籍记述之关联性、北宋东京清明坊与张择端画作之关联性进行探讨,能够补充前人在北宋东京城市史、民俗史研究中的不足,进而丰富中原历史遗产的内涵,并在文化支持方面为中原崛起添砖加瓦。